2012年2月28日星期二

上海叫停“居住证满三年可买二套房” _滚动新闻_新浪财经_新浪网

 

上海叫停“居住证满三年可买二套房”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2月29日 01:27 第一财经日报微博

  徐健 柳九邦

  继佛山、芜湖之后,上海也不能在楼市调控的高压下逃脱政策反复的命运。一周时间里,上海市房管局做出的“旧政新解”就被上海市政府办公厅的一纸通知正式叫停。

  上周,上海市房管局有关人士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外地户籍居民持上海长期居住证满三年可享受本地户籍居民同等购房资质,并且这一操作办法,从限购政策实施之初时就已经执行。一时,“旧政新解”撩拨起市场敏感的心弦,上海上周的楼市成交量甚至还出现了久违的温和上扬。

  然而仅仅一周后,一份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完善本市住房保障体系的通知》的文件在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官方网站上被正式发布。其中,针对限购政策中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做出了重新定义,外地居民的二套房限购政策被打回原形。

  “旧政新解”夭折

  昨日上午,一则“外地户籍居民持长期居住证满三年可买二套房的政策已经被叫停”的消息在微博上被频繁转帖。

  《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记者便从上海部分楼盘售楼处获悉,外地户籍居民持长期居住证满三年可买二套房的政策已经被叫停。尽管当时上海有关部门还未就此消息做出正面回应,但上述消息却很快得到了部分区县房地产交易中心的确认。嘉定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已经收到上头通知,符合条件的外地人在上海只能买一套房。”

  沪上多家知名中介更是在昨日向旗下所有门店发布紧急通知,叫停办理“居住证满三年可买二套房”的业务。

  傍晚,上海房管局官网终于发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完善本市住房保障体系的通知》(下称《通知》),这意味着“旧政新解”已经夭折。

  《通知》明确,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是指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居民家庭,以及有本市单位职工集体户口的居民家庭。而在一周前,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被解释为“包括持有本市长期居住证连续满三年以上的居民家庭”。

  此外,《通知》还明确指出,本市户籍居民家庭的子女成年后,确因婚姻等需要,且该子女无产权住房,才可在本市限购1套住房,并严格按照现有政策执行。

  上海方面表示,将贯彻执行国家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促进房价合理回归的态度是坚决的,执行住房限售政策不改变,力度不放松,在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正处于关键时期,本市住房限售政策只会从严执行。

  市场“措手不及”

  无疑,政策面的反复调整,让刚刚有点起色的市场遭遇一记闷棍。

  尽管此前房管局向媒体做出解释时称,“居住证满三年可买二套房”的操作办法从限购政策开始实施时就已经执行,但沪上不少知名中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都表示,看到新闻才知道“沪版限购政策”还有此类操作空间。

  然而,仅7天情况又变了。昨日,沪上知名中介人员抱怨,“由于政策没有公开文件,我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统一的口径再展开业务操作,结果手忙脚乱研究了一个礼拜,现在又泡汤了。”

  而对于已经“下单”购买第二套房的外地购房者,有中介人员昨日在微博上称:“昨天签约的还可以,之后的一律停止过户,且听说浦东现在涉及外地人购房的一律暂停过户,不论是第一套还是第二套。”

  不过,由于政策突发,上述说法尚未能获得交易中心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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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人3月可率先试用4G-搜狐滚动

 

“中国移动引领的4G时代悄然而至,移动互联网将翻开全新的篇章。”一位业内人士这样形容4G即将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
  4G究竟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移动浙江公司的工作人员打了一个小小的比方:“你坐在公交车上,可以用手机上网追看热播的《宫锁珠帘》,这样,你就不会再觉得一个多小时的漫漫"堵"途是那么的艰辛了。”
  这样的比方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据了解,作为全国4G(TD-LTE)网络的率先试点城市,目前杭州主城区已经完成了该网络的覆盖,已有300个地点覆盖了4G网络信号,武林商圈、黄龙商圈以及一些商业街、文教区等核心市区都包括在里面。按照规划,年内杭州市区将实现4G网络全覆盖,届时,中国移动2000多个4G基站都将建设完成,包括主城区和萧山区、余杭区,无论商业街、公交车站还是地铁等,都能收到TD-LTE信号。而在即将到来的3月份,中国移动浙江公司将推出4G试商用体验,杭州人将能第一时间体会到4G网络的强大。
  杭州人率先品尝4G滋味
  下载一首7M大小的高品质歌曲用时不到1秒;下载一张700M的CD只要2分钟;下载一部2.8G的大英百科全书,8分钟可以完成;下载一部40G容量的蓝光3D影片,不到2小时,而如果用4M有线宽带,大概需要一天。哪怕在移动状态下,4G网速至少也能达到50M。这些是在杭州首批4G体验用户家里真实测到的数据。
  家住在紫荆家园小区的李先生,是中国移动4G体验用户。虽然从技术上讲,李先生家住底楼,隔断多,收到的4G信号衰减得比较厉害。不过,得益于特殊的通信编码方式,4G的信号深度覆盖能力远远高于现有的2G和3G技术。所以,李先生用4G网络上网十分流畅,先后打开的4个网上高清视频也能正常播放,还可以同时下载软件。由此可以看出,在信号较弱的情况下,4G的速度还是超过10M速率的家庭固定宽带。
  据悉,TD-LTE是中国移动3G标准TD—SCDMA的后续演进技术,它也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四代移动通信(4G)技术,已于2010年10月被国际电信联盟最终确定为4G技术。2010年,中国移动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深圳、厦门6个城市组织开展TD-LTE规模技术试验。杭州作为首批试点的城市,创新采用了平滑演进技术,网络建设进展迅速,目前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顺利完成,正紧密安排试验第二阶段的相关工作。
  中国移动杭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杭州计划有近2000个点铺设TD-LTE基站,武林商圈、黄龙商圈等已经实现了网络覆盖。目前,杭州已完成了全部测试,测试结果,其性能全面超越3G。“今年年内,我们将在杭州所有区域实现4G的完全覆盖。包括主城区和萧山区、余杭区,无论商业街、公交车站还是地铁等等,都能收到我们的TD-LTE信号。”
  四大应用深度改变未来生活
  中国移动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联通推出的3G高速上网卡理论上可以达到21Mbps,而4G(TD-LTE)的下载速度可以高达100Mbps,一般可以稳定在70-80Mbps。
  4G网络带来的是比3G更快的速度体验,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强大的应用,这些应用将会深刻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
  比如高速视频传输。一直以来,视频传输一直是考察网络通信能力的关键点。在2G时代,这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到了3G时代,视频传输刚刚起步,并且收效良好,手机看视频成为流行;而到了4G时代,视频传输能力将大大加强,可以达到现有20-100M宽带的传输能力。我们可以进行高速下载、远程医疗、视频安全监控、车载导航、突发事件的现场即摄即传式直播等多种用途。事实上,这些应用已经在进行中。
  智能“物联网”世界,移动数据流量的比例将大大上升,仅在2011年一季度,在全球,数据流量已经达到语音通话流量的两倍。我们身边的很多物体,可以通过高速网络的连接,集成到互联网当中,成为一个“物联网”社会。而其中任何一个联网终端,都将贴上“智能”的烙印,成为智能物联网社会的一分子。那时,不光是手机,或许家里的任何一个物品,都可能成“智能”物件。
  3G的到来已经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如今刷微博、上QQ等已经让我们的生活习惯悄然改变。有了4G网络以后,届时,大家喜爱的iPhone、Android等智能手机能够发挥出最大效用,上网速度更快,数据资费更便宜,目前互联网上的各种功能都可以便捷地移植到手机上,用户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类便携式移动终端,就能享受高清视频、互动游戏等原本只能出现在互联网上的业务。
  TD-LTE亮相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2月27日至3月1日,移动通信产业全球范围内最顶级的活动之一2012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以其展示通信系统设备的先进性、技术的前瞻性成为全球移动通信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展览会,每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都被看作是移动通信行业的风向标。
  会上,由中国移动牵头发起成立的TD-LTE全球发展倡议(GTI)举办第六届LTE TDD/FDD国际峰会,向500多位全球通信产业高层和精英宣布未来三年TD-LTE全球规模部署计划,成为了本届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的最大看点。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裁李跃围绕面向移动互联网如何推进LTE融合快速发展作了开幕演讲。李跃表示:“中国移动会通过加快TD-LTE在中国的发展、大力推动TD-LTE的融合和通过"无线城市"为TD-LTE规模发展培育市场三方面加速TD-LTE的发展。我们将全力支持GTI在TD-LTE商用发展实质性阶段发挥重要作用,不断扩大产业的规模。”
  他透露,2012年,中国移动将启动TD-LTE扩大规模试验网建设,通过新建和升级的方式,在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深圳、厦门、青岛等城市建设超过2万个TD-LTE基站。在浙江、广东省的大城市拟采用TD-SCDMA在F频段平滑升级到TD-LTE的方式建设,实现城区成片连续覆盖,并在杭州、深圳等地开展TD-LTE业务试商用;2013年,TD-LTE扩大规模试验取得成功后,中国移动可通过新建和TD-SCDMA平滑升级的方式,使TD-LTE基站规模超过20万个。
  “我们将加紧上述大城市TD-LTE试商用进程,如果条件成熟,TD-SCDMA平滑升级计划还有可能提前到2012年。中国移动已在香港地区获得15×2的2.6GHz FDD频率和30MHz 2.3G TDD频率,年内将在香港地区开始LTE TDD/FDD的商业服务。”
  作为全球TD-LTE引领者的中国移动发布下一步TD-LTE规模部署的计划,使与会全球运营商和产业链都倍感振奋。
  TD-LTE正成为
  世界4G标准的热点
  事实上,由中国自主创新研制的TD-LTE正在成为世界4G标准的热点。去年,TD-LTE就已列入欧洲、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中东、南美等国家和地区10余家运营商的商用计划。其中,日本软银、中东的Mobily、波兰Aero2、沙特电信等运营商已经启动了TD-LTE试商用服务。我国台湾的运营商也在积极地投入相关的研发工作,加紧建设规模试验网。据专家预计,到2013年,TD-LTE将覆盖全球人口的39%。
  而在此次2012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的第六届LTE TDD/FDD国际峰会上,其他GTI重要运营商的管理层纷纷表示,随着近几年中国对于TD-LTE发展的引领和推动,特别是2011年GTI成立后成员的快速发展和对全球TDD产业阵营的实效推动,TD-LTE的技术和产业已经基本成熟,未来最重要的是打造全球市场规模,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发挥引领者的作用。
  峰会上还发布了GTI行动宣言,确定到2014年使全球TD-LTE基站达到50万个,终端超过100款,覆盖人口超过20亿人的目标。未来三年TD-LTE规模部署的计划强烈提振了全球产业市场信心,彰显了GTI运营商协力打造TD-LTE全球市场规模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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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苹果iPad的高端市场哲学_科技_凤凰网

 

[纽约客]苹果iPad的高端市场哲学

2010年03月29日 11:27 凤凰网科技 【 】 【打印共有评论0条

从很多方面讲,苹果推出的iPad平板电脑都是一种赌博。首先,苹果笃信,有数百万人希望以新的方式浏览网页、看电影和阅读杂志。同时,这也是一种根本信念的赌博:用户愿意为高质量支付高价格。iPad的价格为500美元起,这比其竞争对手高很多。

但苹果认为,如果iPad的质量好很多,消费者将愿意花更多的钱(iPod、iPhone(手机上网)和Mac就是先例)。这也解释了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言论,他在iPad发布会上表示:“如果一款产品不能远远超越现有产品,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对近年来如日中天的苹果来说,“只要做,就有人买”是一种惯例。但这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商业逻辑。相反,很多企业取得成功不是因为其产品“远远超越”其他产品,而是因为其质量不错,但成本低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有连锁家具卖场宜家(IKEA)、时装零售连锁H&M、以及Flip摄录机。

这些产品的质量比“十元店”好得多,但价格却极富吸引力。与苹果不同,Flip摄录机的生产者并不试图在质量方面登峰造极,而是像《连线杂志》最近报道的那样,它提供“足够好的分辨率”。对这类公司来说,成功的关键并不是质量出众的产品,而是价格合理、满足需求的产品。

这两种战略看起来大相径庭,但事实上它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的目标消费群体不是捉摸不定的中端消费者。令人困惑的是,忽视这一群体可以获得更多用户。在很多领域,高端和低端产品的市场份额正在扩大。

在时装领域,大众品牌H&M和高端品牌爱马仕(Hermès)在经济危机中都有出色的表现。在汽车领域,尽管豪华车在经济危机初期遭受打击,但很快出现复苏,并成为利润最高的业务。在电脑领域,台湾的宏基通过生产物美价廉的笔记本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这与苹果 “高质量、高价格”的策略不同。

在高端和低端市场繁荣发展的时候,中端市场却陷入了困境。在过去,成功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中端市场,因为这一市场的用户最多。

而现在,中端市场却变得很萧条。终端市场的企业,包括索尼、戴尔、通用汽车等,现在受到了两个方向的挤压(收入差距扩大时,中产阶级也有相同的感觉)。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处于中间层,质量无法吸引高端用户,价格无法吸引低端用户。

另外,它们承受的挤压正日益加剧。得益于规模经济,普通产品在提升质量时不会导致价格大幅上升——最新款的Flip摄录机就具有高清摄像功能,而且存储容量是原来的四倍。因此,如果现在用户换一部价格更低的摄录机,其质量仍会很好。同样,规模经济也使得高端生产商可以降低价格,而不会影响质量。

最新的iPod有视频功能,容量也是6年前的4倍,但价格要低150美元。同时,由于全球市场巨大,即使只占领高端市场这一小的板块,销售量也会很客观。苹果iPhone在全球手机市场的份额为2.2%,但这意味着其去年销量为2500万部。

消费者的信息增长也严重削弱了中端市场的公司。在过去,它们的产品被认为质量可靠,因此可以售出较高的价格。今天,消费者可以很容易对商品进行比较:他们可以通过J. D. Power、CNET和亚马逊等网站对汽车、电子产品等进行比较,同时可以准确了解产品的质量差异。

这导致了品牌重要性的降低:市场调查公司尼尔森(Nielsen)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60%的消费者认为普通产品与品牌产品质量相同。事实上,消费者获得的信息越多,质量与价格的关联度就会越高。如果你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更好,更高价格就是合理的,否则,高价格就会无人问津,苹果的Apple TV未能获得巨大成功就是这个原因。

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将放弃“满足所有用户需求”的理念。如果一个企业位于中端市场,它将很难进行转型——通用汽车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市场份额的诱惑难以抗拒,即使它并不总能转化成利润。

据估测,诺基亚的市场份额是苹果的将近20倍,但是仅仅iPhone的盈利就与所有诺基亚手机的盈利相当。现在,质量不错而价格不菲的产品正失去市场,这表明原有的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走高端路线或低端路线的企业比“中间层”企业更易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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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惘的“殉道者” 文革的几个故事


迷惘的“殉道者”

作者:马云龙2012-02-23 14:00:47来源:南方周末
漫长的铁窗生涯中,有两条毒蛇日夜不停地缠绕着你——一条叫寂寞,它啮咬着你的心灵;一条叫饥饿,它折磨着你的肉身。
四年多的时间里,曾和我同住过一个监号的犯人先后有上百个,大都是萍水相逢,过后即忘,但有一个人在和这两条毒蛇的搏斗中都有令人吃惊的超常表现,让我终身难忘——不要误会,不是敬佩,而仅仅是惊讶。
他叫裴和阳,是许昌县椹涧公社的青年农民——准确点,应该说他是个“返乡知青”。他是“文革”中的高中毕业生,这是那时他所能获得的最高学历,因为当时所有大学都停止招生了。那种在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联中的造反经历,不也是一种特殊的学习和训练吗?他可以说是那场“大革命”的“科班毕业生”和直接产物。强调这一点很有必要,非如此,便不能理解和解释此后他的人生轨迹和悲剧下场。
裴和阳回村后,以他在村中的最高学历,和他对“文革”话语的熟练掌握,受到村中掌权者的青睐。他没有去当个“普通劳动者”,而是当上了村广播站的编辑兼播音员。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可是个美差,既不受风吹日晒,又风头十足,天天让自己的声音覆盖整个村庄,这是何等的荣耀和享受?大约相当于现在电视台的主持人吧。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转播“两报一刊”的社论和当天的重要新闻。其余的时间,放放“样板戏”的唱片和“红歌”的录音,偶尔也会广播几条村里的通知或村干部的讲话,倒也不费他什么劲。最让他得意和热衷的是,他还可以自己动笔写点“大批判文章”,写完了在大喇叭上一念,好歹也算是一种发表啊。内容倒不发愁,“小报学大报,大报学梁效”,跟风学样就行,不会有多大差错。
“裴大眼”(这是他的外号)的幸福生活让村里好多年轻人艳羡不已。
但是,好景不长……
1975年的秋天。一天上午,我所住的监号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头发蓬乱、脸色苍白、身材消瘦,但服装还算整洁的年轻人抱着被褥走了进来。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双眼睛,大大的,稍微有点凸出,眼神充满了迷乱和困惑。他站在门口,半天一动不动,似乎搞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送他进来的看守对我说:“给他讲讲看守所的规矩。”说完就锁上门走了。
这就是裴和阳。
问他犯了什么罪,他半天不吭气,最后低声说了句:“他们说是流氓罪。”然后两颗大泪珠从脸上垂落。
“让人家抓住了,还是被别人检举了?”同号的几个犯人兴奋起来,连连追问。这些人对强奸、通奸、流氓之类的“黄案”特别感兴趣,进来个这样的犯人,非问个底朝天不可。
但裴和阳的回答让人意外:“没人抓,也没人检举,是我自己交代的。”
经过几天的反复盘问,我才慢慢弄明白他进来的原因。
“文革”一开始,经常举行“斗私批修”会,像宗教的“告解”仪式一样,人人过关。这一套仪程,连裴和阳所在的农村也不能例外。
上级的要求是每人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公开坦白和批判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做到“亮私不怕丑,揭私不怕疼,斗私不留情”。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对领袖“献忠心”了的检验尺度。
但这一套说辞太高深了,农民们哪里听得懂?结果一连几个晚上,会议开得冷冷清清,没几个人发言,发言的也是东扯葫芦西扯瓢,说得不上纲也不上线。驻队干部到公社一汇报,村革委会主任就挨了批评。
主任找到裴和阳:“你是高中生,在外面见过大世面。这私怎么斗,修怎么批,你带个头,给大家做个样板,好吗?”许诺这个头带得好,可以考虑介绍他入党,并推荐他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去参加全县的“讲用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无法明白,这在当时是多大的荣誉,也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我认识一个当年曾在全省巡回做“讲用报告”的人,从此踏上仕途,后来青云直上,最后当上了省级高官。)
如此的器重,如此的荣宠,如此的诱惑,怎能不让年轻的裴和阳血热心动?他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用了几天的时间,他精心地准备了个发言稿。讲了自己如何向往城市生活,不安心在农村劳动;如何公私不分,把广播室的灯泡拿回自己家;如何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穿衣打扮都和农村青年不同……但看来看去,总不满意,觉得挖得不深,批得无力,无法起到震撼作用。
那时广为宣传的斗私批修典型——门合同志——的一句话给了他启发:“别人知道的要挖,别人不知道的更要挖出来!”也就是说,要把“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最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挖出来,才算是达到了“三忠于、四无限”的高度!
他最见不得人的、最肮脏的隐秘是什么呢?
——是想女人。
他当时刚刚20岁,正在青春萌动期。一见漂亮的女孩就脸红心跳,可有机会还是喜欢往女孩们身边凑,夜里还常常做些无法言说的梦……真是肮脏极了!这不是万恶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是什么?
于是,他站到讲台前,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把这些隐秘一一道来:
在打麦场上,借教某某女孩学骑自行车的机会,伸手摸过她的屁股……
在菜园小屋躲雨的时候,借帮某某女孩拧湿衣服的机会触过她的乳房……
在村边的池塘边上,曾偷窥过女孩们洗澡……
没人的时候,他偷吻过晾衣绳上的女人内衣……
夜里做梦时,曾梦见和某某拥抱在一起……
一桩桩,一件件,他以“脱裤断尾”的决心,沉痛地坦白了这些当时没人知道,但又绝不可原谅的丑行和思想,痛骂自己猪狗不如,还深挖思想根源,说这都是放松思想改造,偷偷地看了外国资产阶级的坏书所致。他还痛下决心,今后要努力地读毛主席的书,争取早日按毛主席的教导重新做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轰动!效果十分轰动!
但不是主任和他所预想的那种轰动。
他的发言还没结束,会场上就骚动起来,有的女孩哭叫着冲出了会场,有的家长跳起来怒骂,还有人举起拳头要打他……
他目瞪口呆。
主持人狼狈地宣布散会。
几天后,一纸“逮捕令”展示在他面前。上面“犯罪缘由”栏上写着“流氓罪”三个大字。
手铐一戴,他就来到了看守所。
听完了他的犯罪故事后,同号的犯人都很失望,说没彩头。
老犯人韩栓紧鄙夷地怒骂道:“傻X!”然后转过头去,哼起了小曲:“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裴和阳木木地僵坐了几天,失神的眼睛一直望着小窗外的天空,半天不说一句话,也不动一动。
我发现,过了几天以后,他的脸上渐渐有了点生气。特别是街头的大喇叭声隔着高墙飘进铁窗时,他的眼睛闪出了亮光,像是重逢了久别的老友。
当时许昌县看守所坐落在市中心,是个明清时代留下来的古老监所,与有名的“关云长夜读春秋”的“春秋楼”只有一墙之隔(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建起了“春秋楼公园”,看守所迁往城外,原址拆毁,成了公园的花坛)。裴和阳来到时,喇叭里整天播送的都是“评水浒、批宋江”的内容。
看得出,这些声音使他兴奋起来了。他走到门前,把头伸出小窗,向看守要笔和纸张。看守问他做什么用,他说要写检查和交代材料。拿到纸笔后,他就急不可待地伏在地上,匆匆地写起来,一会就写满了十几张纸。
听说我上过大学,他把写的东西拿给我看,说请我提点意见。
我一看,这哪是什么检查交代呀,而是一篇篇的“大批判文章”。记得第一篇的开头写道:“邓小平的杏黄旗一举,牛鬼蛇神们纷纷云集……”
我苦笑着说:“你还有心思干这个?你忘了自己如今是什么人了,也不知道这是在哪里了。再说,你写的这些,不都是抄报纸上的吗?有什么意思?”
他正色回答我:“无论到了哪里,无论我成了什么样,我都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啊!批邓这一大仗,我怎么能不参加呢!”
我无言以对。
第二天“放风”时,他把那些“大批判文章”交给了看守,并且还要求再给些纸张,说他要继续写。
看守所的王海法所长翻了翻他写的东西,黑着脸把他训了一顿:“给你纸笔是让你写检查交代的,谁让你写这些了?这些东西用得着你写吗?”
最后断然地说:“不给了,不给了!”
裴和阳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又呆若木鸡了,终日再无一言。
过了两天,是犯人家属来送生活用品的日子。韩栓紧家人给他送来了冬衣和厚厚的一叠卫生纸,不是城里人用的那种细白的卷纸,而是农村土造的粗糙黄色的“草纸”。
裴和阳的眼睛又发亮了。他凑到韩栓紧身边,讪笑着说:“老韩,这纸给我几张,好吗?”
“干嘛?”韩没有好声气地问。
“我看这纸也能写字,我还想写大批判文章,求求你。”
韩栓紧眼珠一转,阴笑一声,说:
“行啊。可没有白给你的道理。想要,拿馍来换,一个馍换一张!”他可真不愧是个“投机倒把”的老手。
看守所里开饭时,每人每顿是一碗汤,一个馍。汤是萝卜青菜汤,有几根粉丝,上面飘着几个油星;馍大都是黑色的薯干面做的,过年过节才是白面和薯干面的花卷。裴和阳如果拿馍换了纸,就只能用那碗清汤充饥了。
但是,他居然爽快地答应了。
从此,他一连多日,顿顿只喝菜汤,把馍省下来,找韩栓紧去换草纸。
每拿到一张,他就匆匆地趴到地上,用细密的小字在纸上写起来,写得纸上几乎没有一点空白处……
他枕边的“大批判文章”一张张积累起来,居然成了厚厚的一叠;同时,他眼见得一天天更加消瘦了,脸上黄里透青,两只眼睛显得越来越大,放射着疯狂的亮光,身上的肋骨一根根突出,走起路来不断地打晃……
直到有一天早晨,岗楼上突然架起了机枪,看守点着名叫出一批犯人,把他们五花大绑带出了大门。大家都知道,这是要开公审宣判大会了。
中午时分,门外汽车吼叫,一些犯人又被押回来了。回来的是判了徒刑,没回来的是已经执行死刑了。
幸好,裴和阳回来了。
“判了多少年?”留在号里的人急忙问道。
裴和阳面如死灰,毫无表情,轻声回答:“12年。”
第二天,他被押走了,不知送到哪个监狱或劳改场去了。
我注意到,在收拾东西的时候,他对着那叠“大批判文章”愣了半天,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拿了起来,装到包袱里,带走了。
从此,我再也没听到他的音讯。

重读“文革”

作者:许子东2012-02-23 15:11:44来源:南方周末
“文革”这个历史事件太巨大了,以至于人们至今缺乏足够的心理、文化和政治距离来正视它、重读它。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我三本集子,既收旧文,亦有新作。第一卷《重读“文革”》包括我几乎全部有关这个课题的论文。第二卷选自“文革”小说研究项目之外的文学批评文章。第三卷则汇集其他与电视有关的“越界言论”。
本卷大部分文章2000年曾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原题《叙述“文革”》,出版社改题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书名改得很好。据说当时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教授听到此书是重新解读“文革”,便有些质疑,后来经过其他编委解释才知并非(至少不会全是)“新左派”重新评论“文革”。
《许子东讲稿第一卷:重读“文革”》,2011年11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里,我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尝试借用一种现代文学理论(普洛普的结构主义方法)来解读具体复杂的中国文学及文化现象;二是尝试从文学角度讨论“文化大革命”如何成为一种被阅读乃至再读的“文本”。拙作出版后,学界有不少评论。我知道缺陷疏漏不少,本想借这次出版“讲稿”的机会,将研究范围扩大至五六十部或七十部“文革”小说(主要包括近十年的作品),但因为生病,这个重写计划也暂时没有完成。期待日后还有再版续写的机会。
但这一卷《重读“文革”》,还是对《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做了很大程度的修订增删。一方面是文字修订,另一方面是增加了相关文章,如评张承志的文章。更重要的修订是在借用普洛普(Vladimir Propp)研究方法方面。十年前我写作此书初稿时,普洛普的代表作Morfologiia skazki,并无完整中译,我是通过别人的论著,间接引用他的研究成果。我也参考过该书的英译本,但普洛普的文学研究,近乎于科学方法,很多公式、图表,文字艰涩。感谢贾放、施用勤老师,前几年托人送我他们新译的这本《故事形态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使我这次可以更全面地引用普洛普的有关方法,并和我所归纳的“文革”小说叙事功能逐一对照。不仅引发了对中国的特殊的文学文化现象的一些新的思考,而且在方法论上也尽可能做到自圆其说一些。
最近十年常越界电视,有网友观众批评我常常在讨论现实问题时提到“文革”,“为什么老是念念不忘呢?”这是他们的疑问。说实话,也是我自己的疑问。
我想,于私,是个人记忆。至今仍会在梦中见到或听到父亲在电子管收音机前听“九评”,北京女红卫兵抄家时亲切的目光(“别害怕,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街上群众欢呼剪人裤腿,知青下乡火车启动时的哭声混合《东方红》乐曲声,下放干部告诉惊讶的村民“尼克松要来了,毛主席决定,这一次不杀他”……
怎么办呢?生在这个时代,偏偏这些印象刻得最深。我很羡慕那些脑子也能和躯体以及生活方式一起与时俱进的人们,可我就是不行。有次雪天住进维也纳一个城堡,做梦却在江西坐手扶拖拉机,山崖旁路很窄……
于公,则是公民义务。世纪末有报纸约稿,要评述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重要事件当然不少:五四、1949、“文革”、改革开放……但1949是政治事件,改革成果也主要是经济奇迹,五四当然是中国文化巨大转折,但这种传统向现代的维新过渡,也是借鉴日本与俄国的经验。真正“史无前例”、最有“中国特色”甚至举世无双的,还是“文化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极端实验。幸与不幸,我们都在其中。
1976年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时间上已相当从《新青年》到北平和平解放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说明“文革”这个历史事件太巨大了,以至于人们至今缺乏足够的心理、文化和政治距离来正视它、重读它。
一方面,“文革”中批判的一切——修正主义、法权、“经济妖风”、官僚制度、学术权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等,今天似乎全部“复辟”了;而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精神”、“大字报”、单位名称、“为人民服务”、唱红歌、严打示众、世袭特权、语言暴力等等,以及更重要的“穷比富好,多比少好,民比官好”的意识形态假设,又都在现实及网络中被某种程度地继承乃至发扬。怎么诠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与“文化大革命”的正反关系?怎么理解60年是一个整体?“文革”对中国人来说,究竟是“负债”还是“遗产”?再过几百年,在人类和中国历史上,人们又会如何重读“文革”?——虽然回答不了这些太重大的问题,至少,我们读书人也应该在自己的职业道德内,做些力所能及的有关叙述和文法的阅读工作吧。
又是十年过去了,我很惊讶,类似的研究还是很少,社会上的困惑却更多了。这也给我的工作一点信心:重读“文革”的工作或许刚刚开始。
2009年我有一次到佛山图书馆为几百位市民做一个有关当代小说的讲座,当时有一位年轻读者极严肃极认真地站起来提问:“文化大革命中,归根到底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受损害,对不对?!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群众,并不在灾难中。而现在……”场上很多人当时都向我投来困惑的目光,这个提问,令人难忘。
陈丹青曾在电视节目里讨论网络群众运动时提到“文革”,网页标题是“我是‘文革’亲历者,……”第一个回帖便是“我也是‘文革’亲历者,‘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此回帖支持率很高。
我这本书,不是写给这位回帖者看的,但企图回答那位年轻读者的提问。

最具勇气的决议是怎么炼成的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2011-10-13 15:59:15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2011年是粉碎“四人帮”35周年,也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30周年。这份历史决议,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命运。今天重新回顾,决议的诸多定论,在当下仍不过时,而它显示出的历史勇气和政治智慧,更值得今天的中国借鉴。
30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的是领导人的历史担当和政治智慧,参与者思想的解放,起草过程的民主,决议内容的亮点和局限,以及在当下重申反对历史倒退的重要性。
30年前一份决定了改革命运的关键文件,正被人们重新阅读和讨论。
这份文件全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文简称“决议”),经过两年的讨论、起草,于1981年6月底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彼时,中国这艘大船从“文革”迷雾中驶出已5年,但改革依然踟蹰。
十年浩劫,留下的不仅是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和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还有混乱的思想状况。即便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号角,党内外在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上仍未形成共识。
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文革”?如何评价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
有人思想依然僵化,也有人越过了界。1977年,“两个凡是”诞生;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1979年,“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在各种观点的激烈碰撞中,这场拨乱反正的转身异常艰难。
决议为大家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提供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可能。曾参与决议起草工作的党史专家石仲泉说,这纸文件的作用类似“定海神针”。
随着当事人的不断回忆和学者们基于原始档案的持续研究,远去的历史逐渐清晰。30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的是领导人的历史担当和政治智慧,参与者思想的解放,起草过程的民主,决议内容的亮点和局限,以及在当下重申反对历史倒退的重要性。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资料照片/新华社/图)
早了、晚了都不行
其实早在1975年,毛泽东就曾提出让邓小平做个“文革”决议,不过他想要的是肯定性的决议。邓小平婉言谢绝:“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977年7月,这位被毛泽东称为“钢铁公司”的领导人第三次复出,很快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设计和主持一份公正的决议成为可能,
早在复出前两个月,邓就已经明确表态:“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矛头直指该年2月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9年10月底,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之前有三件事为决议铺路。年初,理论工作务虚会,延续了胡耀邦于1978年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3月,务虚会临结束时,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9月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老帅叶剑英发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
“我们起草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批评,其实很多是吸取了‘理论务虚会’的讨论成果,”曾参与决议起草的郑惠生前回忆说。
先后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地任职的郑惠也参与了叶剑英国庆讲话稿的起草。根据他的回忆,这篇讲话既要为决议做准备,又无法迈开太大步伐,起草者们为此倾注了很多心血。
讲话中有一些有意思的细节:由于刘少奇当时尚未平反,所以只提了毛、周、朱;而所有涉及到毛泽东的问题,都没有主语。
10月30日,决议起草小组开会部署工作。邓小平反驳了那些“把问题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决”的主张:“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整理出一份起草小组的不完全名单:主持者邓小平、胡耀邦,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分管部分工作的邓力群、吴冷西,从事具体起草工作的廖盖隆、袁木、滕文生、郑惠、邵华泽、卢之超、龚育之、李洪林、石仲泉、席宣、杨增和、郑必坚。
其中,胡乔木是唯一参加过中共党史上两次决议起草的人——他曾担任毛泽东秘书,在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中扮演辅助角色,那一份决议树立起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
“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1980年8月,决议起草期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提及的那根多出来的手指,显然指向毛泽东。
“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实际上,给法拉奇的答案也正是邓小平希望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全程组织安排了法拉奇的采访,他说:“法拉奇采访申请被接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平同志确实有话要说……这次谈话不仅对国内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向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息。”
这些信息的核心是:中国没有走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苏联式道路。
在“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分析毛的错误,亦是邓小平为决议定下的基调。“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已经公开平反,林彪、江青两案审判也在准备中,文化大革命显然要被根本否定。在一些人思想上发生某些动摇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条,是很有针对性的。”曾参与决议起草的龚育之生前回忆说,
邓小平曾在主持决议起草期间先后发表过十几次谈话,其中多半都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决议草稿的几次大改,也是因为没有完全符合这项原则。
邓曾多次肯定民间流传的“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他解释:“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在起草过程中,陈云贡献了另一个主意: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比邓小平小一岁的陈云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仅次于邓,他的建议很快就被采纳。
“这份决议虽然叫‘历史问题的决议’,但实质上是政治问题的决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说。
是内乱,不是革命
决议对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进行了否定评价。分量最重的论断之一,就是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从“革命”变成“内乱”。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曾经在龚育之生前采访过他。当时龚育之说:“它叫‘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说是政治大革命,可是,它不但在文化上、在政治上不是什么‘革命’,在任何意义上也不能叫‘革命’。那么,能不能说是反革命?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但整个文化大革命不好说是反革命,也不能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斗呢?只好叫内乱。”
在最终的决议文本中,这段历史被详细解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党中央的文件中,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这是他和胡乔木“尖锐争论”后的结果,但他仍不满意:“把1956年到1978年间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人民穷困的中国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对我来说是很勉强的。”
另一争论是如何评价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少学者认为,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肯定性评价存在失误。“如果说,社会主义改造是消灭私有经济的过程,那么改革开放就是它的逆过程。”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说。
但曾参与决议起草的石仲泉认为,“如果否定了三大改造将是什么后果呢?那就意味着还要搞阶级斗争,而且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文革’搞阶级斗争就有理论根据。我们否定‘文革’,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能再搞阶级斗争,更不必说那种大规模斗争了。所以,既要否定‘文革’,又要否定三大改造,这是一个逻辑悖论,不能自圆其说。”
“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决议在20个月的制订过程中,也闪耀着党内民主的亮色。
起草初期,党内对如何评价毛泽东等关键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1980年10月,中央办公厅组织了对决议草稿的大讨论,预定参加讨论的是4000名党内高级干部,所以称作“四千人大讨论”。不过据学者黄黎考证,实际参加的大约有5600多人。
“四千人讨论不是集中在北京,而是由中央把讨论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分头讨论,出了大批简报。起草小组同志还到各地方去听修改意见,我去了云南。”龚育之说。
另一名起草小组成员邵华泽也去了云南,参加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讨论。“会上,大家有许多不同意见,有时还展开争论,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高级干部本身就不统一。讨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学习的过程、思想统一的过程,有些人开始思想很偏激,经过讨论,冷静下来,渐渐地改变了原来看法。”邵华泽说。
法学家郭道晖当时以秘书身份记录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高级干部)的发言。他认为:“这是党内前所未有的一次思想解放。”
他引用中直机关七十多岁的老同志陶白的话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认为,尽管今天看来决议仍有许多局限和不足,但发动几千人认认真真讨论问题的方式值得肯定和镜鉴。
在四千人大讨论后,不断修改的决议草稿又多次在不同范围征求意见。就在决议通过的前一天,中央还邀请在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共130多人讨论,并吸取了他们提出的部分意见。
警惕和防止倒退
在决议通过20周年时,龚育之曾提出:“要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成果后退。”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无视新中国的成就,二是淡化、回避“文革”错误。
“10年后的今天,这两种情况仍然存在。”石仲泉说,“有人讲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只讲错误一方面,还有人不是鼓吹为‘文化大革命’翻案和为‘四人帮’平反吗?这是从决议的结论倒退。”
强调今天守住决议的底线,成为诸多学者的共同观点。也有人提出,是否要重新做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认为:“这话当然有充分的道理,但对一个执政党来说,这难道是最好的方法吗?我认为这种检验应是经常性的,应是有制度保证的,首先就要解决党内民主问题。”
实际上,“制度保证”也是邓小平曾经强调的内容。在决议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字句:要“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
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邓小平也屡屡谈及制度问题——
“他(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
“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郭道晖认为,重写决议的基础在于各方取得共识,应该开展思想解放的民间大讨论。

【独具隻眼】为什么我想起四十年前的群众

作者:陈丹青2011-07-14 16:58:29来源:南方周末
“文革”乱源,“自上而下”,固然是真确的。半个多世纪,哪一回社会大响动不是“自上而下”?只是“文革”景观的“自下而上”,倘非亲历,今天很难想象的。部分“文革”史专家追认“文革”初起那几年,人民一度尝到讨伐权力的“民主”滋味,论表象,并非全无根据,因“文革”开场,是先来“挑动群众斗领导”。别的不提,单是数十万大学生团团包围中南海,叫刘少奇滚出来,即是“自上”有令,“自下”群起的“民主”景观。之后,“充分发动起来”的“群众”各持极端,意图纷杂,日益夹缠无数群体利益与公私积怨,于是全国进入“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伟大阶段,形势遂节节失控,升级为真枪实弹的武斗。
这时,血脉贲张的“群众”已由学生扩大到所有职业人群:一二人,十余人,即可自行成立组织,镇日叫嚣;百千之数的组织可就悍然动武,群相对峙了,这便是“文革”头三年的无政府状态和群众暴力——以上“群众”,有单位、有职业,更其大量的群众(全国各色闲人)既被革命神话所点燃,岂有袖手之理?京城权力斗争是“文革”主战场,弄堂街道,小城穷乡,则是无数次战场。那些年全国张贴的通缉令,大抵是机关单位轰然揪斗的对象,日常生活小角落,却也天天有一大群人对一个人咒骂、踢打、吐口水、围追几条街、折磨几个月:被追者,并非当时的“阶级敌人”或“走资派”,不过是邻里悍妇、不讨人喜的老头、涉嫌招摇的姑娘、趁乱偷窃的盲流、无事路过的外地人,甚至沿街瘫倒的疯汉与疯婆……亿万人里谁都有泄愤之心、凌弱之力,一旦撤除底线,对人民说:上啊,闹革命!八亿人民,就此乱套。其时我十三岁,和野孩子天天街上寻这类热闹看,其势汹汹的群众,浑身血污的惨象,是我童年密集的记忆。直到今天,只要看见有规模的群情激昂,奋然围观,不论看谁,为什么看,我都会忆及四十多年前所向披靡的“群”与“众”。
“文革”事大,“文革”事多,不是简单可以说清,但汹涌的围观,并非“文革”才有。清末民初,周氏兄弟好几次写到中国人喜欢“万人空巷”看杀头,尤其是“赤膊女犯”;我们稍一翻阅百年历史黑白照片,十之六七,黑压压围一堆中国人。承平年代,百姓的围观热情也未稍歇,改革开放初只要洋人上街,瞬息就被团团围住,交头接耳地看、密密麻麻地跟。如今的世面文明多了,都市街头的动辄围观,总算罕见,但是围观的集体基因,恐怕还在,围观的条件则由网络而微博,可就高级太多了,诚然,部分围观的理由也见得高尚起来,近年一些网络事件,论动因,论指向,与“文革”的啸聚群众、群众啸聚,不是一回事了。
可是蚁民为什么爱围观,直截地说,就是缺少社会参与感:清末民初没有,“文革”一时变相地有了,其实是被利用,很快压下去……如今,临事围观,议论纷纷,“人民群众”多少得以享受几分参与感。而知情的愿望,公议的情热,集体的义愤,问责的自觉,更是日益可观的好现象,然而参与和参与感,究竟两回事。李承鹏先生设问: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美国网友“人肉”莱温斯基,难道是美国版“文革”么?此事值得一说。
就我所知,1990年代初,博客与微博,尚未发明,莱温斯基小姐既未被“人肉”,也不必被“人肉”。为什么?我有幸从电视亲睹美国举国追究克林顿裤裆案、首位黑人大法官性骚扰案、1980年代里根政府伊朗军售案,三案均由参众两院会同各大媒体举办大型听证会,每会历时十余小时,其他电视节目几乎停止,全程现场直播。单是裤裆案司法调查材料,装满整一防弹车,由海军陆战队员荷枪督运国会山庄,呈交听证会,督运照片,见于各报。我和三亿美国百姓眼看国家首脑吞吞吐吐回应两党议员没完没了的严厉质问,不似庭审,胜似庭审……美国人民,其实也爱围观的,不过围观的方式,是歪在自家沙发上,看看报纸,然后打开电视机。
那几位涉案人士的下场,如何呢?状告黑人法官性骚扰的黑人女秘书,失败了,全美妇女协会翌年给她颁发了“勇敢奖”,以为安抚。傻姑娘莱温斯基,则由第一女名嘴芭芭拉·华特丝独家访谈,全国转播,被人民尽情围观一场后,赢得同情,不少公司发出聘书,还有大学邀她入学深造呢——我听说,近时不少网民呼吁保护郭美美,所谓红十字会,也故作镇定出面辩几句:善哉。吾国群众,不再是“文革”时期的群众,今时的衙门,也或念及觉悟的群众不可欺,知所畏惧了吧。  
(作者为画家)

“文革”一夜

作者:林一安2011-03-23 18:25:27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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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记】
那是1966年8月的一个酷热难当的下午(确切的日期已记不清了),北京外国语学校第一和第二两个劳改队正在该校东侧厕所一带劳改,有的拔草,有的扫地,有的掏大粪,一个个汗流浃背。这时,两个身穿军装、手攥宽皮带的红卫兵,来到我们面前。我偷眼一瞥,这两个学生,大约十五六岁光景,虽一脸稚气,但透着凶狠。其中一个我还认识,是初三四班学阿拉伯语的。他俩冲着我们吼道:“我们今天晚上要用两个人,给我们抬死尸去!”然后指着党总支书记程璧和副校长雷力说,“你,还有你!晚上跟我们去!听见没有?”
我们大吃一惊:谁又遭难了?红卫兵见我们摸不着头脑,用鄙夷不屑的神情说:“实话告诉你们吧,地主婆刘桂兰给打死了!晚上让你们收尸去!”
刘桂兰?难道就是幼儿园打扫卫生的阿姨刘桂兰?这人我不陌生:她原来是收拾外籍教师办公室的,我是西班牙语教师,因为教学工作,常常在外籍教师办公室进进出出,隔三差五跟她打照面。在我的印象里,她很有礼貌,干活又勤快麻利,模样儿虽不算漂亮,但整整齐齐,白白净净的,给人好感。后来,不知为什么给调到幼儿园去了。她为人很倔,不会拍马屁,对看不惯的人和事,敢直言顶撞,往往得罪人。她恐怕也就是二十五六岁,怎么成了地主婆给整死了?
我们正疑惑间,忽听得红卫兵又大喝一声:“程璧!雷力!你们俩听见没有?晚上抬尸去!工具房集合!”
雷力人高马大,身板硬朗,胆子也大,不发怵;再看看程璧,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其实那时也不过四十多岁),给剃了个阴阳头,衣服上尽是被泼洒的墨迹;而且,前几天,一条腿还给打瘸了。要她去抬死尸,岂不是作弄她吗?我实在看不过去,便硬着头皮,对红卫兵说:“你们别让程璧去了,我去!”红卫兵看看我,没说什么,倒痛快地答应了。
干完活,回到宿舍,我才听说,刘桂兰是在大礼堂前面的空地上被活活打死的。她死得很惨,据说被红卫兵左一皮带,右一皮带,打个不停。那时她还没来得及奶孩子,乳房胀得鼓鼓的,又不讨饶,还不住地还嘴;打红了眼的红卫兵可不是好惹的,便照着她胸部猛打,几皮带她就痛得在地上乱滚,开始还抽搐着,不一会儿就咽了气。我还听说,红卫兵原本也不知道刘桂兰是什么“地主婆”,是医务室(就在幼儿园附近)一个与她有点个人恩怨的人给红卫兵吹的风。
在劳改队里,数我最小,别人都四五十,有的快六十了,我刚三十。我仗着年轻,反正也豁出去了,倒要领教领教“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吃罢晚饭,我看时候差不离了,便到总务处西边的工具房集合,只见雷力早在那里等候了。还是他有经验,带了一条旧床单,是用来裹死尸的。雷力在“文革”中表现得真是“积极”,不但体力活从不含糊,就连他十来岁的女儿由别人唆使在他被红卫兵打破的脑袋上撒盐,他也毫无怨言。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这时,那两个红卫兵也风风火火地赶来了,拿出钥匙,打开工具房的小门,勒令我们进去抬死尸。我们不敢怠慢,赶紧低了头,钻了进去。我们定睛一瞧,在朦胧中看到刘桂兰横卧在地,混身血污,光脚穿着一双褐色塑料凉鞋,散发出一阵阵特殊的腥臭,令人不堪忍受。雷力飞快地撒开床单,从头到脚把尸体一裹,他抱头,我抬脚,按红卫兵的命令,搬到停在甬道上的吉普车里。
到了火葬场,红卫兵挥舞着皮带,勒令我们抬尸下车。一下车,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儿扑鼻而来……见我们抬着尸体来了,工人师傅倒很和气,把我们领进一个大房间,让我们把尸体放到地板上。我们依命行事,以为苦差就此到头了;不料背上重重挨了一皮带,听到红卫兵大喝一声:“起来!走!在房间里走一圈!”我们小心翼翼地走着,耳边是红卫兵的咆哮:“老实点!不老实,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走完一圈,心想这回该完事大吉了吧?偏偏事与愿违,该着我们倒霉。这时,只听得轰隆隆开来四五辆大卡车。卡车停处,跳下二十来个十四五岁的红卫兵。他们和我们那两个一接头,我们就意识到没有我们好果子吃了。果然,那帮红卫兵里,跑过来三四个,也挥舞着皮带,冲着我们大喊:“你们两个牛鬼蛇神,给我们抬尸去!”说着,便驱赶我们俩朝大卡车跑去。到了那儿,只见有不少人在卡车上忙着搬麻袋,我们一看就明白了,里面装的准是死尸!这时,我脑袋里飞快地一转:“四五辆卡车,就算一辆装十个麻袋吧,这一拨,就是四五十条人命啊,天哪!”正发愣间,红卫兵又吼了:“还愣着干吗?还不快搬!找揍哪?!”我和雷力当然不敢违命,便随其他十几个恐怕也是“牛鬼蛇神”的人一起,使劲地搬抬这一个个十分沉重的麻袋,我心里默默地记着数。整整八条人命!那一夜,加上刘桂兰,我们竟抬了九具死尸!
干完活,我们俩站在停尸房门口,听候处理。我们学校那两个红卫兵也回来了,见我们俩乖乖地站着,过来一人给了我们一皮带,说:“表现还不错,滚吧!”说罢,押我们上了吉普车,回校了,对我们的折磨算是暂告一段落了。
那一夜,仅我们所见的那一小拨,就是四五十条人命,一晚上,恐怕不止这一拨吧,那该是多少冤魂呢?而且,有没有人想过,这些毛头小孩子,怎么一夜之间竟个个变成凶神恶煞、毫无人性了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曾任《世界文学》副主编)

铁流、洪流与盲流——我的1966年大串联纪事

作者:葛兆光2011-02-24 12:08:13来源:南方周末
 “革命大串连的洪流汹涌澎湃。大串连,是出现在中国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是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大熔炉,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人民日报》1966年11月27日的报道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中国红卫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各地红卫兵开始大串连
【第一部】铁流
戴上袖章冒充“红卫兵”
当停留在贵阳南站已经一天多的火车,吭吭哧哧艰难地开动的时候,一直窝在座位下面的我高兴极了,把早就准备好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往左胳膊上一套。说来也奇怪,戴上这个袖章,就仿佛日月换了新天,打灵魂里把前几个月的霉气一扫而光,虽然这袖章是自个儿捡了红布缝的,那八个字也是自己悄悄用黄漆写上去的,但不知咋的,戴上它好像就浑身往外蹦豪气,连胸脯也挺得起来,更别提说话了,带了袖章算“革命小将”,说话就是比没戴袖章的“黑五类子女”嗓门大。
就在两个月前,我还在贵州凯里城外三十里的挂丁还往南的苗寨山上,每天抡锄头开荒。被送到这里开荒,是因为我所就读的凯里一中,从六、七月间已经开始文化革命了,红色队伍觉得这些“黑五类子女”很碍事儿,批斗一阵后兴味索然,就干脆集体打包,送到学校农场了事。后来想想,觉得这方法就像古人区隔华夷之法,索性把红与黑分开,叫“壤断土隔,不相侵涉”。在一个月的开荒日子里,山上几乎能吃的野果子和地里漏网的红苕根儿,都被我们这几十个“黑色”学生吃完了,因为太饿,顿顿四两米饭带五分钱白水煮南瓜块儿沾辣椒,顶不住十五六岁的学生干这样重的体力活儿。人饿的时候,常常两只眼睛发绿光。更难受的是,每天要面对红卫兵们的鄙夷眼光,心里好像长着毛,实在觉得憋屈。真没有想到,就是两个月时间,居然没有了人看管,也就自行回到了县城,人一获自由,连骨头都轻得发痒。唯一羡慕嫉妒恨的,就是可以戴上红袖章去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于是照猫画虎,悄悄缝制了一个,时时戴上自我欣赏一下。
很巧的是,我的几个朋友,家里不是从广东来的,就是从上海来的,都想出去看看已经差不多忘掉的大城市。刚刚从乡下释放回来的父母,好像也很怂恿我们出行。于是,揣着父亲塞给的五十块钱巨款,悄悄从凯里搭了便车,溜到了贵阳,七转八转,乘黑夜上了据说会开往北京的火车。只是没有想到,这列火车居然从南站开到西站,从西站开回北站,然后又转回南站,就是没有走出贵阳。直到11月10号下午才算真正出发,这时离我们上车已经一天两夜了。直到这个时候,才仿佛“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回”,终于放大胆子,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后来想想,能戴上袖章,一是因为离开自己所在的凯里,外面没有谁认识谁,脸上反正也没刻了“黑五类”的字样,衣服上也没有“反动”的标志。二是已经是11月了,从6月开始热起来的文化革命早就蔓延过了界,革命的和革命的打起来了,打得更激烈,倒把“反革命的”从夹缝里漏了出去。三是因为革命烽火主要是要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这些落单的、小小的黑五类子女,谁也瞧不上也顾不上。很多年以后,我常想起这一场被冠以“革命”字样的大串联,觉得真是一出闹剧,几百万号称怀揣革命理想和斗争激情的年轻人,被某个伟大领袖口中发出的口号鼓动起来,在无政府状态下到处游荡加扫荡,当然是荒唐。可既有趣又可悲的是,对我来说,离开了熟悉却又屈辱的环境,在没有人知悉根底的地方,却好像真的“脱胎换骨”卷进了革命洪流,从被洪流所吞噬,到进入洪流成弄潮儿,成了鲲鹏,也应了毛老人家那句话,叫做“会当击水三千里”。
铁流向北京
那一趟火车真是诡异。从贵阳开出,缓缓南行至广西境内,已经天色全黑。看看车厢里,车上到底有多少人?大概谁也说不清,一个原来三人坐的位子挤了八个人,四个在座位上,一个钻在椅子下,两个横在椅背上,还有一个挂在行李架上。几乎没有过道,因为已经像沙丁鱼似的挤满了人,也等于没有厕所,小小的厕所里已经塞了三个人。虽然已经是十一月,车厢里却热得像蒸笼了。至于水,只有在每次停靠站的时候,从站上热心的人那里接一点儿来解渴。我们这节车厢有几个自称来自北京钢铁学院的大学生,自告奋勇地充当“头儿”,一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还充满激情地说,“看呀!前面就是北京了,毛主席在那里等着我们”。不过,谁都知道北京还远着呢,这种激励就像曹阿瞒的“望梅止渴”一样,在没有水喝的时候让大家暂时安心。
没有水喝,也没有饭吃。已经熬了一天的满车红卫兵(我这时也是红卫兵了),毕竟也一样“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时,火车缓缓停在广西一个叫“六甲”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黔桂铁路经过的广西河池地区的一个小站。记忆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那天这么黑的夜色,从车窗中钻出去,除了站台昏黄的灯光,什么也看不见,人仿佛一头钻进迎面罩过来的巨大黑布袋子,我努力睁大眼睛,好半天才朦朦胧胧分辨出,面前有一个巨大黑影似乎压过来,先以为是近处长了一棵高高的大树。可是,哪里有如此巨大的大树?再定睛看,上面影影绰绰地还有幽幽的灯光,过了好一阵,才惊讶地发现,这原来是远处一座高可入云的大山,是广西那种直上直下的兀峰。这个视觉上的奇怪经验,很多年以后再也不曾遇见,也一直留在心底。
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在车站上乱转了一阵之后,大家拈阄决定由钢铁学院的两个大学生率领我、另外一个膀大腰圆的贵阳中学生,拿了两只手电筒到车站外寻找吃的东西。所谓车站,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票房加候车室,绕过这个简陋的车站,走不了多远,就到了镇上,镇上黑麻麻一片,谧静得像死城,更诡异的是,连狗都不叫,但石板街口却有一个透出火塘光的店铺,好像热腾腾地还冒着蒸汽。
老红军传统,还是草寇剪径?
有蒸汽就一定有吃的,我们决定闯进去。卸开一块门板,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口大蒸锅,锅上居然有一个硕大的甑子,甑子里面更让人喜出望外的,居然是有一两百只枕头形的热粽子。饿极了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顾一切,撕开热气腾腾的粽叶,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了几口。毕竟是大学生,那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建议,“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也要像长征的红军一样,给老乡留下借条,等革命成功以后加倍赔偿他们”。于是,借了手电的微光,匆匆写了一张借条,记忆中的内容大概如下:
亲爱的老乡,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今天路过这里,去伟大首都北京,特向您借粽子若干,留下人民币两元,以及借条一张,作为今后偿还的凭证。
此致敬礼
落款是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红卫兵”之类罢。只记得那个大学生字写得歪歪扭扭,还有“粽”字不会写,让我心生诧异。不过,这种说不清是“老红军”的革命传统,还是“草寇剪径”的磊落方式,当时还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呼啸一声,四个人分头扛了棕绳穿好的粽子,飞也似的回到火车,迎来了满车厢男男女女的齐声欢呼,感觉上,似乎比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还要响亮。
居然到了北京
革命的岁月一切都随意,连火车也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从六甲开出后南经柳州,掉头往北,经株洲、岳阳、武昌,终于过了长江。
车上的日子已经过了四天四夜,不要说没有蔬菜水果,就连喝的水也是时有时无,更不要说洗脸。停车的时候不敢开窗,因为窗户一开,就会有红卫兵们像疯子一样往上爬。有一次,车里的人狠狠地把车下往上扒的人推下去,结果遭到车下一桶滚开的开水泼进来,好在天冷,算是没有人烫伤。车厢里面,早已满是汗、屁、尿混合的熏人气味,蒸腾而浑浊的空气几乎能让人窒息。加上吭哧吭哧的火车,把人摇晃得七倒八歪,现在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像“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长江实现理想的先锋队,倒像是一群被堆垛在铁皮箱子里东倒西歪的流浪汉。那几个一开始争着要当领袖的北钢大学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下了车。几个从贵阳来的中学女生,干脆集体占了厕所,对每一个要进去小便的人横眉冷眼,意思好像就是你休想鸠占鹊巢。高高的行李架上,已经躺上去一排人,挂在上面睡觉。而座位底下的红卫兵们,已不再需要斯文地铺报纸,脱了外衣就钻进去呼呼大睡。有幸坐在座位上的沙丁鱼们则交叉地枕了大腿或胳膊,扭着身体休息。早先那些“火车向着北京跑”、“我们想念毛主席”之类提神醒脑的口号,也早已被忘到九霄云外,车上的各色人们,话越来越少,只剩下鼾声夹杂着咳嗽声。从第五天起,我已经开始牙龈出血,两腿肿胀,加上感冒,昏昏沉沉中,被好心的同行者推上了行李架,躺了一天一夜。
第六天上,没有任何先兆,咣当一声,火车居然停在了北京。
【第二部】洪流
清华体育馆中“民族排”
昏昏沉沉的我,和那两个一起出来的同学,在先农坛体育场排了队,三弯两转地被大客车拉到清华大学,住在体育馆里。很久以后,我居然成了清华大学的一个老师,回想起来,常常觉得我和清华似乎有缘。这当然是后话。
后来我才知道,体育馆曾是当年马约翰上课的地方,在抗战的时候,也曾做过日本鬼子的马厩。1990年代我当了清华教师之后,学校里渐渐添了好多高级的篮球馆、游泳馆,那个老体育馆就显出破旧。不过,在1966年的冬天,它给我们这些刚刚到伟大首都的学生特别温暖的感觉。里面有浴室,记不得是否进去洗过澡,也有暖气,让南方来的人感到燥热,让北方来的人觉得舒服。体育馆里铺了木条板的篮球场,成了我们睡觉的地方,体操课用的垫子,则成了身下厚厚的褥子。隔着跳球中线不过一米宽的过道,男红卫兵一半,女红卫兵一半,虽然并无屏障,一览无余,却也井水不犯河水。革命时代的性别意识,毕竟被煅烧锤炼得很纯净。
身上一热就觉得发痒。我们从贵州来的三个学生,因为“贵州”的缘故,糊里糊涂被算成了“苗族”,和一些新疆来的维族、内蒙来的蒙古族和广西来的壮族学生一道,被编为“少数民族排”。其实,我的两个同伴都是出生在广东和上海的汉族人,一个姓谢,一个姓张,但是,想到“少数民族”这个名义能够沾好多好处,我们也就默不作声,暂时改换了民族。刚刚安定下来,旁边那三个异族学生,就翻开他们充满羊肉气味的皮毛衣服,有滋有味地找起衣缝中的虱子来,一边找一边掐,听着叭叭的声音,自己也觉得痒了起来,翻开衣服仔细看,原来早就招了同样的动物,于是加入脱衣捉虱的队伍。
后来听说,大串联是虱子传播最快也是最广的时代,不知道这在动物学史上有什么意义。
在北京的冬日里意兴阑珊
四海翻腾云水怒。那个时候清华、北大的“文革”正在如火如荼。可我们这些来串联的中学生却并不很热心革命,虽然偶尔也去看大字报,更多的时间却是在游山玩水。1957年到1960年,我曾经在北京上过三年小学,寻访记忆中礼士胡同的老家、演乐胡同的少年之家、景山公园里的少年宫,北海和颐和园,成了我最重要的活动。头三天里,我每天都坐公共汽车到新街口,排上半小时队,转到城里去闲逛,每天晚上却都带着失望回到清华体育馆。因为那些记忆中的旧居、幼年时的乐园、充满欢乐的公园,在肃杀的冬天和紧张的气氛中,似乎都褪去彩色变成黑白,连礼士胡同原来飘着的烤红薯味儿,也已经不复存在,只有胡同东口靠南小街的大槐树梢上挂着的冬日,仍然留有鹅蛋似的红色。
这让我很伤心。很多年以后,我才悟出这个道理,小时候一切记忆中的美好,千万不要重访,最好是让记忆永远是记忆,因为重访的结果往往是失望。三天后,我不再去寻找过去的记忆,整天去北大和清华闲逛,看着那些激情满怀或者仇恨满腔的大字报在瑟瑟寒风中飘零,看着那些曾经辉煌和显赫的名字,被颠倒书写加上红叉,心里觉得实在困惑。那个时候的红卫兵好像也有些懈怠,斗过了最大的走资派和他的老婆,没有更刺激的事情可做,清华的大字报在我们入住的那些天,似乎也少了起来,这让“取经人”颇为失望。好在清华每天食堂免费供应的肉末白菜加大馒头,比起贵州老家的伙食好得多,经历过苗寨里饥肠辘辘,现在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肉末”,真有点儿让人“乐不思蜀”。
何况还有等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这毕竟是一件让人期待和激动的事儿。
万众期待的浩大盛典
很多年以后,我才想通,原来这种浩大盛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可能就是大型娱乐节目。就和古代上元节京城开放宵禁观灯一样,《礼记》里面记载,古代腊祭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子贡不明白这个道理,就问孔子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孔子好像也没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回答子贡说,这是让民众“一张一弛”。但他不知道,这种盛大的欢会和典礼,对于在上者来说,乃是宣示政治力量和真理信仰不可或缺的形式,就像古代的泰山封禅、南郊祭天。
见毛主席那一天,是11月26日。我记得很清楚,早上四点不到,就被负责我们的解放军叫醒,先是检查身上有没有异常物品,除了钢笔之外,不可以有其他任何坚硬的器物,然后是分发一天的食物,包括两个大馒头、两个白鸡蛋和一个大苹果。随后,解放军带着我们浩浩荡荡在夜色中,如洪流般迎着寒风从清华大学向西郊机场进发,因为是见毛主席,所以每个人似乎都心情激荡,揣着激动也不说话,默默地向前走。唐诗里说“车粼粼,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我们这些“红卫兵”既无弓箭,也无车马,倒也在寒风猎猎中举着旗帜,让人想到岑参的“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在黎明前漆黑的夜色中,默默前进,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
在零度以下的北京清晨,我们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到达西郊机场的时候,回看东方天边,已经微微发白。机场上除了预留给主席车队的跑道之外,都是枯草漫地的黄土地,我们就在黄土地上列队,十万大军,彩旗飘飘,场面很是壮观。因为是“民族排”,我们这一群学生被安置在方阵的前面,准备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
【第三部】盲流
狂热与激情之后
毛主席接见的过程,虽说是高潮,可这高潮真不想一一细说。第一,虽然从早上六点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十二分,毛主席的车队才过来,那时已经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但在车队来的时候,还是引起一阵激动和欢呼。第二,要命的是,这激动和欢呼帮了倒忙,由于西郊机场除了跑道之外,以黄土墁地,太多的人一跳一闹,便引起黄土飞扬。大概是害怕伟大领袖遇到危险,车队当即加速飞驰而去,我们沾了民族排的光,还算看清了第一车上的毛主席(至于后面车上是什么人,根本不知道),可排在后面的红卫兵们,也许连第一车上的人影也没有看清。第三,还是激动,毕竟苦等十来小时,就为看这么一眼。事后想,被看的称得上“神圣”,看的也称得上“虔诚”,神圣与虔诚总是相生相伴。我记得,路过邮局便给家里发电报,邮局营业员头也不抬,因为当时挤在邮局里,争先恐后发回家的电报,肯定千篇一律地是“4点12分见到毛主席”。
盛大的典礼在历史上常有,它给参与者带来的是欢乐和激动,成为一种巨大的动员力量。一个法国学者研究了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的国家祭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人们过厌了持久而平淡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欲望不满足与精神被压抑的倾向,于是,便需要有这种典礼激起的瞬间高潮。而政治领袖同样也需要有这种神圣化的瞬间,一方面把自己的神圣烘托出来渲染开去,一方面借助这一火种把深藏在民众之中的破坏性力量,引导到敌人身上。说实话,我至今想不清楚毛主席为什么要从八月十八日起,在三个月中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冒着经济停顿的危险发动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大串联”。但我在西郊机场看到那种狂热与激情,就好像狂欢节中的巴西人和西班牙人一样,这种力量确实让人不寒而栗。
可是狂欢之后呢?
我的父母被同样是红卫兵的年轻人“横扫牛鬼蛇神”
俗话说“树倒猢狲散”,可是在西郊机场见过毛主席之后的十万红卫兵呢?大树不倒,猢狲却刹那间溃不成军。北京冬天黑得早,四点半之后天色渐渐昏暗下来,早没有了队列的人东一拨西一拨,倒扛着旗帜仿佛刚刚从战场上溃败下来,游兵散勇从西郊机场到海淀清华北大一带的路上,稀稀拉拉就像羊拉屎豆儿一样,拖了一路。满眼看去,路上都是东倒西歪、疲惫不堪的人群。
洪流之后是盲流。狂热和激情之后,谁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奇怪的是,就连管我们的军人也突然不见了。虽然食堂里还有肉末熬白菜可吃,虽然清华体育馆里照样热气蒸腾,但人却像没头苍蝇一样,用现在的话说是“找不到北”,而用当时的话说,却是“找不到革命大方向”。我们一群人,每天在北大、清华、地质学院这半径一里的地方摇荡来晃荡去。大概是毛接见以后的三天罢,我在清华、北大之间闲逛的时候,看见一辆三轮板车,拉车的是一个身穿蓝色列宁装,脖子上挂着沉重木牌,上书“美国间谍臭老婆”(下面的名字记不得了),年约四五十岁的女性,车上颤颤巍巍地半躺半坐的,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年男性,白发中渗出绛黑色的血迹,脖子上的木牌看不清,大概就是那个所谓的“美国间谍”吧。一群和我一样斜挎草绿书包、戴着红色袖章,不过是中学生年纪的青年,挥舞着皮带,狂喊着口号,簇拥着三轮车呼啸而去。不知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候,我心头一阵惊悸,仿佛从梦中醒来,想起我的父母。
虽然我在外面换了身份,也叫做“红卫兵”,不仅白吃白喝四处闲逛,也像个真理化身似的“横扫牛鬼蛇神”,可我的父母却仍在贵州苗乡那个县城里,被同样是红卫兵的年轻人“横扫牛鬼蛇神”。父亲被隔离起来,陪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挨斗,罪名只是由于他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在台湾。母亲则被斗争之后,驱赶到三十里外挂丁河边去筛沙,而她曾经背负的罪名之一,恰恰便是莫须有的“间谍”。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说实在话,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什么清楚的反省意识,也不曾检讨过这场革命的荒诞意味,更不敢怀疑文化圣战的正确性,但那一瞬间,我的心却微微一颤,我知道我应当回家了。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三十年以后,我的家居然就在那个让我心悸的地方,名字叫作“蓝旗营”。
我该回家了
老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那个时候的新说法是,条条道路通北京。可来得容易去却难,当你往北京赶的时候好办,从北京出去却是乱糟糟的,几十万红卫兵就像溃堤之水,汹涌地向四处横溢。不甘心只到北京的,仍然借了免费火车和免费饮食到处乱走,我们那个民族排的壮族红卫兵打算去新疆,新疆那几个维族红卫兵却打算南下广州,我的那两位同行者,一位打算回老家上海,一位则希望回故乡梅县,我则铁了心要回家。
说不尽一路的风霜雨雪。还是那塞满了年轻盲流的火车,还是那混合了汗酸尿腥的浑浊气味,还是那有一顿没一顿的饭菜。可是,再也没有激昂的口号,也没有嘹亮的歌声,更没有理想的大话。从北京到贵阳的两天三夜里,车上吵架与打架交织,鼾声与哭声齐飞,留给我的记忆就是“乱”。记得出发时曾反复叨念毛主席的那段话,“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大概那只是事后幸存者提神的想象和提升的意义,真的在路上含辛茹苦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归宿是何处,为何长征大串联。“万水千山只等闲”那种豪情,在思乡望归的时候,便只剩下了“关山度若飞”的期盼。
1966年12月5日。我还记得那天贵阳阴沉沉的,刮着北风,感觉很冷。在省交际处附近的一个专门收容串联红卫兵的学校里,刚刚回到贵州的红卫兵们,把身上的衣服脱光,丢进一口沸水大锅里去杀虱子。瑟瑟风啸中光着身子躲在被子里,几十个人在那里闲聊,说起一路上的感想,一路上的观感,好像没有人说起“文化革命”,没有人说起“见到毛主席”,也没有人说起“打到走资派”,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回家”。
可是,家能回吗?父亲还在被隔离吗?母亲能够从乡下回来吗?他们平安吗?妹妹和弟弟在家吗?回去以后还会被红卫兵看押吗?我手心里攥着那一个子儿也没有动过的十张伍元钞票,反复想象明天回家后的故事。可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等候我的将是什么情景,心在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沉入一片黑色的迷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