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5日星期一

sot-l'y-laisse 雞肉上的生蠔

sot-l'y-laisse 雞肉上的生蠔
2007/02/20 04: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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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t l'y laisse, 或者寫成 solilesse, 字面上的意思是「傻子才不要的東西」,講的是兩塊小小的、約莫拇指頭大的禽肉,每隻雞或鴨或鵝都只有那黃金的兩塊。他們位於背脊骨與上腿之間,顏色深於胸肉,約莫與腿肉接近,長橢圓形,各嵌在一塊略微凹下的小小骨盤裡。滑嫩好吃,是整隻雞的精華所在,難怪不識貨的會被稱為傻子,也只有傻子才會不要那一塊肉。英文裡的牡蠣,或說生蠔,oyster這一個字,常被引伸用來指珍貴稀少、價昂美味的食品,把 sot l'y laisse 說成是 chicken oyster 並不為過。

在電影「艾美莉的異想世界」(le fabuleux destin d'Amélie Poulain) 裡,有一個愛吃那兩塊嫩肉的老先生,總是在把雞切好端出去飯桌之前,就把它們私藏吃下肚去。法國人說那兩塊精肉本來就是給切雞的人的報酬(la récompense du découpeur)。後來有一幕,那先生不再自私的只為自己,而把那兩塊肉留著分給了等在餐桌前的孫子,劇情發展令人會心一笑。

相傳以前太陽王路易十四只吃這種嫩肉,廚師每天要殺許多隻雞才能收集到做成一盤菜的份量。一國之王固然有權有錢又有勢,置辦得起這樣的奢華,但究竟是民脂民膏,如今讀到這樣的傳說仍然令人吒舌。就好像古時候哪個有錢人家請了西席,老師什麼也不要,只要求每天能吃豆腐。富翁以為老師客氣,吩咐下人殺雞取腦,用幾十隻雞的腦燉成一小碗「豆腐」供養。這種故事聽來除了覺得不可思議,不知道還能用什麼表情來反應。只是浪費成性的太陽王很自然的視這麼吃為理所當然;而那無辜的私塾教席終於在一天撞見了滿地死雞,才知道自己無意中造了許多孽,立即辭了工作走人。

有一年春天,我們到波爾多附近一個經營酒莊的朋友家去度春假。度假,是一種心情,只要是到了一個不是每天過日子的地方,即便做的還是一樣的吃喝拉撒睡,就算是度假。但是到了吃飯的時候,朋友隨手拿出來的居然是1985年份的窖藏紅酒,我們當然大驚。吃了前菜,再上一道奶油焗雞,媽媽咪呀,竟然盤裡的雞肉全是sot l'y laisse。我問,你殺了多少雞做的這道菜?朋友不解的看著我,說,沒有哇,就從超市買回來一整盒都是這東西呀,真對不起,我沒買到我要的部位~

蘋果日報- 我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莫言


我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莫言

莫言的手機在諾貝爾獎宣佈那刻果斷關機,他知道會有潮湧般的祝賀與訪問邀請會襲來,從今往後的數月裏,他很難再過平靜的生活。除央視專訪外,他只在官方的新聞發佈會上回答問題,身後站着數名高密當地官員和從京趕去的文化官員。莫言與故鄉絕不僅僅是鄉親與土地的關係,多年以來他每年有相當長的時間在高密生活,和當地的官場來往頻繁。這一點他從無避諱。在官場氛圍極濃的山東,你的兒子是富商或名人,都不及一個人的兒子做了縣委書記,這是我一年前採訪莫言時他的原話。儒家發源地的成功哲學是必須做官,而任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身份讓他可等同於副縣級。 記者:鞠白玉


所以眾人期望的所謂獨立自由和高貴的作家靈魂,這並不符合這個鄉土作家對於「作家」含義的理解,如同他當年寫作是為了吃了一頓餃子,他承認他的功利心。他在文學盛名之下要做的並不是脫離體制或與體制對立,他要做的是最符合中國式成功的道路。


但且慢批評,這和他的文學作品並不背道而馳。如果一個讀者有幸看過全部的莫言作品,會看到一條明晰的線索。一個作家在寫人與命運的抗爭,一個個小人物在現實裏的處境。他從未以高姿態俯視過人群,他和他們處在一個平行的世界裏。他寫的本來就是生活的真相,他自己也處於這樣的生活中,有種種妥協,無奈,幽默,調侃,躲避和迎合。在這一點上,他向來是個誠實的人。


一個農人的後代,在農村的土地上經歷過所有黑暗的生活,飽受過物質和精神貧瘠之苦。他通過寫作獲得表達權,一條盡可能的坦途。他作為一個個體,有他自己選擇生存方式的自由,無論這是否人們認可的方式。作家也應該同樣擁有這樣的自由。

父親斷定不可能得獎
三十年前,莫言以小說的形式,將高密東北鄉劃進了世界的視野,高密如同馬奎斯筆下的馬貢多小鎮,它不再只是一個落寞的角落,它的土地上發生的一切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人們的苦痛,離別,相愛與恨,都和全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


然而今年此時此刻,高密再次成為全世界的焦點。莫言在獎項宣佈的前夜回到高密,這盡了一個農民之子,一個鄉土作家的本分。


他的農村舊居的門上寫着: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那和他長得奇像的二哥說:「我弟弟小時老跟我搶書看。」


在得獎前夜,記者問這位二哥,若是莫言得了諾獎,你有甚麼感想?


二哥說:「高粱地裏出來的文章,都是平常東西,有啥可說的。」


他九十歲的老父親則說:「他不可能得獎。」


大部份人和莫言的老父想的一樣:他不可能得獎。


從獲獎消息伊始,從微博上看,沒有一個國家的作家得了獎後,會讓這個國家的人這麼沮喪的。一切緣於他一直是在官方體制下,是拿着工資的受着共產黨豢養的非獨立作家,尤其今年的抄寫延安講話風波令人們無法忍受,一個本應該以筆為刀向體制開戰的作家多年來拿着工資怡然自得,並如此容易忘記,那個講話的人,是文壇災難的始作俑者。人們更無法接受一個歷來充滿了政治意味的諾獎會頒給這樣的作家。


■1987年出版的小說結集,當中的〈紅高粱〉被張藝謀改編成同名電影,由鞏俐擔任女主角,獲柏林影展金熊獎;圖為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初版。

抄延安講話不後悔
人們自顧自地沮喪,莫言已經在家鄉開了新聞發佈會。他面臨如潮的漫罵和壓力,平靜地告訴人們,他並不認為人們真正的了解過他的作品,那些自八十年代以來就一直批判社會的作品,從沒有歌頌過政黨,從沒有服務於體制的精神獨立的作品,這令他得諾獎當之無愧。


「難道抄寫延安講話就是可以不獲獎的理由嗎?」他承認毛澤東的延安講話有歷史局限性,「過份強調文學和政治的關係,強調了階級性而忽略了人性」。


「我們在八十年代就認識到這種講話的局限。我們的寫作一直在突破這個。他們沒有看過我全部的作品。我的作品一直是在很大的壓力中寫。但是我們要突破講話的限制,並不意味着我把講話全部否定。它有它的合理性。它講生活是藝術的源泉;它講作家應該為工農兵服務。我認同這個我才會抄寫。」


「當然我抄的時候沒有意識到後果。我這個人比較模糊。我不像某些人有敏感的政治嗅覺。這就是出版社要一本書,編輯讓我抄我就抄,後來發現那些意見,超出我的意料。」


「我並不後悔,我抄講話和我的創作沒有甚麼矛盾。我抄它是因為它有合理的成份,我突破它是因為它不能滿足我。」


莫言在國外訪問中多次談到文學中的政治性,文學應該大於政治,他早年不想當「無產階級作家」,並從當時的為政治服務的文學中脫離出來,頂着壓力寫批判小說,而如今他同樣不想被「政治正確」和「道德」綁架。他始終強調:「我只是站在人的角度上,全人類的高度上,而不是站在某一個階級和某一個黨派上。」


問題出自他不是站左或站右,而是集權國家的作家似乎沒有更好的選擇。他歸順於體制便意味着不與人們站在一起,這是獨特的政治語境。


一夜之間的鋪天蓋地的漫罵他都聽到,他從不認為自己依附在這個政黨之下寫作,也並未因體制問題受到創作限制,「作家是靠作品說話,作家的寫作不為黨派服務,也不為某個團體服務,作家是良心的指引下面對所有的人,研究人類的情感,然後做出判斷。如果這些人真的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我對社會的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凌厲的,嚴肅的」。


「如果僅僅是因為我沒有在大街上喊口號,沒有在聲明上簽字,就認為我是沒有批判性的,是官方的作家,這種批評是毫無道理的。」


■莫言最新作品,藉描寫農村婦科醫生姑姑的一生,揭露計劃生育國策對民眾的影響,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圖為台灣麥田出版社版本。

獲獎是文學的勝利
他認為沙特同樣是法國的共產黨員,蕭洛霍夫也是蘇聯的共產黨員,他們的創作仍然經典,仍然被千萬人閱讀。「我在中國寫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裏寫作。我的作品不能用黨派來限制,我的寫作從八十年代拿起筆來就是站在人的角度,人的情感和命運,已突破了階級和政治的界限。我的小說是大於政治的。」


對於自己在作家協會的官方身份被形容成與執政黨密切,他這樣解釋:「密切不密切,有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呢?很多批評我的人本身就是在體制工作。有的人甚至在體制內做到很大。他們認為我就是和共產黨密切,他們就不密切。這真是莫名其妙。」


他認為諾貝爾獎授予他,恰是戰勝了這種政治局限,「這是文學的勝利,不是政治正確的勝利」。


記者問他會不會離開中國。他說:「我連高密鄉都不想離開,何況中國。」


他年輕時唯一的願望就是離開農村,原因很簡單:生活太貧困了,地位太低了。


■圖為法文版的《酒國》,獲法國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此著作亦是莫言第一部被完整譯成俄文的長篇小說,將於今年年底前出版。

我只是個普通老頭
「生老病死都無人問及,沒有勞動和社會保險,只能靠自己,只能貢獻,但是國家不給農民任何好處,犧牲幾億的農民來保全城市。還有殘酷的階級鬥爭在農村,人分等級,地主的後代沒有工作沒有讀書的機會,大學輪不到我,當兵要查三代。」他用當兵的方式離開農村,用寫作的方式令自己不必轉業再回農村。年輕時的他寧可去新疆和西藏,也不想回到高密鄉。


關於童年至青年時的農村生活,那並不是詩意的,現實是他的爺爺一直懷念着國民黨執政時的農村:「那時候私有制,可解放後一直是軍事化管理農村。說是財富增值,勞動致富,也是不如以前。從前買賣是自由的,一個農民有頭腦,會幹活,會理財,是可以發家致富的。到了49年之後,誰也別想富,富了是可恥,越窮越光榮。」


然而三十年前他聽到一次高密地方戲貓腔,再看家鄉小橋流水,鄉情就迸發了。他承認他恨這個地方,恨這裏的束縛,但是他已經找到了自由的辦法,絕不再離開。


他在西方是受歡迎的前衞作家,但在高密鄉裏,他認為自己是最樸實本分的鄉民,「我從沒叛逆過,我只是在真實地寫人,所謂前衞,魔幻,甚至黑色幽默,那本就是我們真實的鄉村生活。老一代的作家內心深處也知道這個,包括極左作家,他們知道甚麼是人民的文學,只是他們無法這樣寫」。


「我當年看起來是離開正路,可是卻回到人性的正路。我不想階級性的寫作,我用人性來寫作。這是文學的最正的路。我不先鋒,我只是正道。是最民間和最基層的。」


他說過,回老家,裝修房子,和鄉親一起過年,這都比接受一個採訪更重要。生活本身有時也比寫作重要。去年冬天在國子監的一個普通茶館裏見他,他告訴我現在仍然和老伴出行在坐地鐵,捨不得打車。他坦承進體制是因為「沒有安全感」,「老了總得有個依靠,有個醫療保險」。


他寫人。寫掙扎的人世生活。他自己也是人。


他認為三十年來寫作路,作品裏全是真話,全是憋了許久的話,未曾有半句威嚇之下的虛假。「我就是一個普通老頭。所謂的名人,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渲染。」


文學的去政治化意味着在作品中既不附合也不對抗,莫言希望他的寫作堅持在文學和人本身,「西方對中國的閱讀出現巨大的誤區,好像我們每部作品都在影射政治,都在攻擊和反叛。繙譯家在選擇上的時候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如果在中國被批評被禁止的書,就變成了搶手的寶貝,可是有些書很差。 我不斷呼籲請他們用文學的眼光來看我們的文學」。


■《生死疲勞》被譽為現代中國的《變形記》,想像豐富,獲第二屆紅樓夢首獎;圖為由著名漢學家Martina Hasse繙譯的德文版。

小說家本份是講故事
莫言的作家同行裏仍有部份人是為他的獲獎由衷地高興,這些人並不認為他在體制內的保全傷害過他的寫作。出版人楊葵對於莫言的得獎毫不意外,在近兩年來的訪談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莫言是最有希望得諾獎的中國作家。他說:「微博上眾聲喧嘩,但是好像絕大多數人都沒怎麼讀過莫言,或者雖然讀過,但只憑一兩本著作的閱讀經驗,就要作總體概論,顯然荒唐。說到體制問題,拿這個來詆毀一個人也很荒唐。有人願意按部就班過日子,有人喜歡浪迹天涯,各行其是,這才叫民主吧?有趣的是,做這類譴責的人,恰恰是整天空喊民主口號的人。」


莫言早前不會想到自己的官方職位成為獲獎的最大爭議,他每月去藝術研究院開幾次會,按月拿工資,出席筆會,他57歲了,承認在現實生活裏的願望和普通人無異,平安健康足矣。「我平時是孫子,只在寫作裏色膽包天。」


或說莫言從未標榜過自己是鬥士,他書寫蒼天之下鄉土之上的百姓時,並不是以絕決的信念想去抗爭體制。


英國作家毛姆已在半個世紀以前談及關於小說的看法:首先要有充份的真實感,小說家的任務是冷靜和超脫地描繪真實。作家的職責是敍述事實然後全部交給讀者,讓他們去定奪如何處置。小說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優秀的小說本就是包羅萬象的真實世界,甚至比真實的世界更為複雜。就像契訶夫竭力保持冷靜中立,只着力描述真實的生活,但是,讀他的小說會強烈感覺到人們的殘忍和無知,窮人的赤貧及墮落還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這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指向一場暴力革命。小說絕不能拿來作為佈道講道或平台載體,否則便是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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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牯嶺街少年漫步 念舊是一種投資


牯嶺街少年漫步 念舊是一種投資

牯嶺街少年尋寶事件

沿南海路一直走,兩旁盡是小商販、小餐廳、舊書店和郵幣店,這裏沒有類似領匯的魔爪,小商家安份地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純樸的舊區生活原是這麼美。走到牯嶺街,這條在台北市內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舊書店還在、破落的小木屋也都在,沒變過的場景像走進楊德昌導演的電影之內。 記者、攝影:姚子浩

牯嶺街事件簿
1991年上映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台灣電影新浪潮代表之一,故事改編自當地青少年真實殺人事件。電影拍攝場景並非在牯嶺街,而是在台灣鐵路管理局、九份、金瓜石及屏東等地再現60年代台北社區風貌。導演楊德昌憑此片奪得金馬獎「最佳導演獎」,主角之一張震更從此成為王家衛及侯孝賢的愛將。



張震


書香四溢藝青聚腳地
提起牯嶺街,第一時間聯想到的便是楊德昌導演鏡頭下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戲中一幕幕的舊台灣社區景象,來到今時今日雖說不上原封不動,但走在牯嶺街的路上,仍然可以找到由五、六十年代殘存下來的痕迹。日據時代這一帶名為「佐久間町」,是不少日本官員的聚居地,戰後他們因為要籌措資金回國,所以就在牯嶺街一帶販賣書籍、家具等物件,形成了一個舊東西的集散地。難怪沿路看到的都是舊書店、古玩店,像已在此扎根60多年的松林書局依然健在,作為當年這街上第一家書店的殘舊小木屋內堆滿了舊書,恍如一個活在現實中的電影場景。另一個叫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這裏滲出了一陣濃烈的文藝氣息,由靠近南海路的牯嶺街小劇場開始,到處都會見到當代舞團、兒童劇團和傳統藝廊,走過一點便是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和國立歷史博物館,路上碰面的大多是穿着校服的學生和在劇場工作的年輕人,完全感受不到一點台北市應有的勞碌和匆忙。

■在牯嶺街小劇場門外,一棵仙人掌坐在巴士站等公車,畫面詭異卻富玩味。

■國立歷史博物館正舉行一個名為「小小羅浮宮」的展覽。

■文藝風滲透了牯嶺街一帶,其中近年最多文藝青年出沒的便是多作實驗劇場演出的「牯嶺街小劇場」。

■60多年歷史的松林書局是牯嶺街地標,老闆總是在看書,人們總是當景點拍照。

■在牯嶺街已找不到在路上打混的小伙子,盡是集郵和收集錢幣的店舖。

牯嶺街
交通:乘台北捷運淡水線到中正紀念堂站下車,沿南海路步行約8分鐘。

是老店也是資料館
自從70年代台灣經濟部搬到牯嶺街附近,因為有礙觀瞻的關係大部份書攤都已遷往光華商場一帶,而今時今日在牯嶺街最多的,便是郵票和錢幣的收藏店。雖然個人沒有儲郵票的習慣,但看到同一條街上竟有着三、四十間郵幣店,也不禁花了點時間去認識這些舊東西。走進成龍集郵社,老闆許先生立即看出我是外地人,更主動夾雜特多英文向我介紹。開放式的經營是這間老店的一大特點,許先生精心分類的郵票一本本整齊地放在架上,客人都可以隨便翻閱尋寶,來自台灣、國外、全新、用過的郵票都可以找到,十足一間小小的郵票圖書館。起初還以為許老闆是因為興趣才開此店,但他竟直認不諱是一種投資,說罷便從身後掏出一批50年前的台灣郵票,據說在牯嶺街上只此一家,每一套都值萬元以上港紙,他說念舊愛古玩的人捨得花錢,本來才幾塊錢的東西也可以升值萬倍。問到牯嶺街何以會成為郵票店的集中地?開店近30年的許老闆也摸不着頭腦,總之就是越開越多,只知道這裏的交易已佔整個台北市的60%以上,更引來不少國內國外客人到此尋心頭好。

■成龍集郵社比街上其他同類店舖都大。

■早期的郵票並非單張,而是一個印章,要自行剪下。

■這枚有60多年歷史,是當年國民黨退守台灣後第一枚發行的郵票。

■這套紀念減租的郵票非常罕有,許老闆稱在舊郵社最集中的牯嶺街也只能在他的店找到。

■舊錢幣也依年份、地區放得井井有條,方便客人尋寶。

■經常有同道中人來成龍集郵社找許老闆聊天,翻翻珍貴的收藏,又可以聊一個下午。

成龍集郵社
地址:台北市牯嶺街13號


學生回憶四十年老冰
走到累了想歇一歇,許老闆指點:「去順興吧,像你這樣的年輕人最愛吃那邊的冰。」他口中的年輕人,是附近建中和北一就讀、畢業的學生哥們,而專賣刨冰的順興冰果室便是他們下課後最愛的蒲點。在牯嶺街頭的一條小巷中,好不容易才找到這家冰店,只有約100呎的店面連招牌也不見一個,新簇的店面怎麼看也不像是已有40多年的人氣老店。我點了一碗有花生、紅豆和芋頭的牛乳冰。閒聊才知這間是新店,之前舊店在南海路的大街上,做了近40年的學生生意,早期建中和北一的學生經常在這裏搞聯誼,後來長大了更會拖着孩子重遊舊地,是一個充滿學生回憶的地方。不過因為父母多年來都沒有裝修,漸變破落,所以近代學生已不捧場,老闆和弟弟便決定搬到現在的小店改變形象。說着,我點的三色冰已弄好,以蜜糖浸泡過的屏東萬丹紅豆味道濃郁,大粒的宜蘭花生入口鬆綿即化,手指頭大的芋頭既甜且軟,配合滿滿的煉奶,甜得來非常滿足。最重要是一大碗夠餵飽一個大男孩的份量,也不過是40台幣(約$10.6)!

■老闆說客人最喜歡就是自選三種口味,其中以豆類(紅豆、花生等)最受歡迎。

■綜合牛乳冰 $10.6

■配料都是由王老闆和弟弟天天一手一腳親手製作,有誠意。

順興冰果室
地址:台北市牯嶺街5巷1號


Travel Memo 台北
持香港特區護照或BNO均需簽證,可在網上免費辦理:https://nas.immigration.gov.tw/hkvisa/





乘長榮航空經濟客位來回台北,票價由$1,100起。查詢:http://www.evaair.com/





110V兩扁腳插座





1港元約兌3.77新台幣(文中價錢已折算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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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上映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台灣電影新浪潮代表之一,故事改編自當地青少年真實殺人事件。電影拍攝場景並非在牯嶺街,而是在台灣鐵路管理局、九份、金瓜石及屏東等地再現60年代台北社區風貌。導演楊德昌憑此片奪得金馬獎「最佳導演獎」,主角之一張震更從此成為王家衛及侯孝賢的愛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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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店也是資料館
自從70年代台灣經濟部搬到牯嶺街附近,因為有礙觀瞻的關係大部份書攤都已遷往光華商場一帶,而今時今日在牯嶺街最多的,便是郵票和錢幣的收藏店。雖然個人沒有儲郵票的習慣,但看到同一條街上竟有着三、四十間郵幣店,也不禁花了點時間去認識這些舊東西。走進成龍集郵社,老闆許先生立即看出我是外地人,更主動夾雜特多英文向我介紹。開放式的經營是這間老店的一大特點,許先生精心分類的郵票一本本整齊地放在架上,客人都可以隨便翻閱尋寶,來自台灣、國外、全新、用過的郵票都可以找到,十足一間小小的郵票圖書館。起初還以為許老闆是因為興趣才開此店,但他竟直認不諱是一種投資,說罷便從身後掏出一批50年前的台灣郵票,據說在牯嶺街上只此一家,每一套都值萬元以上港紙,他說念舊愛古玩的人捨得花錢,本來才幾塊錢的東西也可以升值萬倍。問到牯嶺街何以會成為郵票店的集中地?開店近30年的許老闆也摸不着頭腦,總之就是越開越多,只知道這裏的交易已佔整個台北市的60%以上,更引來不少國內國外客人到此尋心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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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說客人最喜歡就是自選三種口味,其中以豆類(紅豆、花生等)最受歡迎。

■綜合牛乳冰 $10.6

■配料都是由王老闆和弟弟天天一手一腳親手製作,有誠意。

順興冰果室
地址:台北市牯嶺街5巷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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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香港特區護照或BNO均需簽證,可在網上免費辦理:https://nas.immigration.gov.tw/hkvisa/





乘長榮航空經濟客位來回台北,票價由$1,100起。查詢:http://www.eva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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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國民教育」讀莫言 - 陶傑


「國民教育」讀莫言 - 陶傑

莫言榮獲諾貝爾獎,在中國炸開了鍋,許多人認為以莫先生之抄寫毛×東延安講話、外訪見中國異見作家而避席,立場親中,沒有資格得獎。


莫言說:先讀我的作品,再來論說。他又說:禁制言論,對創作有好處。


莫言說得沒錯。諾貝爾評委會都是一伙精明人,每年他們接到中國作家拚老命自薦文學獎的來信很多。其中的漢學家馬悅然,更深明中國人渴望得到西方白人讚賞加持的心理,一座飢餓的「馬騮山」,群猴面對圍欄外一個餵花生米的人長期喧噪,這個人手上的一把花生米,該撒向何方,賞給哪一兩隻,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白人專家,心中有數。


以作品論,莫言得獎,是應該的,因為他在沒有創作自由的赤色中國,在狹窄的縫隙之間,以最大的想像和魄力,表達了對中國的批判。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為中國人帶來的災難,莫言看得深遠,不止是這個「黨」,還是「中國人」這層腐朽的土壤──在一個沒有士大夫的中國,沒有了品味,也無所謂「文化」,莫言寫農民、流氓、土匪、畜生,也就是在佛家的六道輪迴裏,莫言的作品只呈現餓鬼道、畜生道、地獄道,此三惡道,即囊括了三千年基本的中國。


不止莫言,近二十年來,中國的導演如姜文和張藝謀,亦漸大澈大悟,中國電影以愚醜為題材:「鬼子來了」、「三鎗拍案驚奇」、「讓子彈飛」,都是對中國人性格現實描寫的佳作。莫言的小說,從「檀香刑」開始,即寫中國人之愚醜,尤其中國小農性格種種令人作嘔之處。


中國人看不出來,中共也許看得出來,但中共只關注自己的權力,對中國人的命運,Don't give a shit,所以莫言和張藝謀一樣,與中共達成了某種巧妙的契約。這一點,馬悅然等人早也看出來了。西方的文化觀,對於醜陋(Ugliness),也有欣賞的一派,像意大利作家艾柯(Umberto Eco)的近作「醜陋大觀」(On Ugliness),專門賞析西方藝術以醜陋為題材的作品,因為醜怖的事物,會「激發觀賞者另類的窺秘慾」(the voyeuristic impulse behind our attraction to the gruesome and the horrible),也是另一種快感。


難得的是中國官方這次也說了真話,讚揚莫言,說「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莫言是不是共產黨,不要緊,只要作品好;正如汪精衛和胡蘭成是不是所謂「漢奸」,無關重要,汪精衛的詩,胡蘭成的散文,都是百年中國第一,推行「國民教育」,好極了,由讀莫言的作品開始。

蘋果日報- 探針: 莫言與諾貝爾文學獎 - 孔捷生


探針: 莫言與諾貝爾文學獎 - 孔捷生

本屆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這回北京反應沒有「中國不高興」,反而很開心。這和達賴喇嘛、高行健、劉曉波先後獲得諾貝爾獎成為鮮明對照,好像以前都是反華陰謀,此刻陰謀論卻煙消雲散了。


和獨立作家北島、高行健不同,莫言是體制內作家,卻不應因此給他打上甚麼特殊符號。作家憑作品說話,莫言無疑是中國優秀的小說家,我去國廿三年唯一還在讀的國內作家就是莫言。他早期的《紅高粱》深受美國福克納、哥倫比亞馬爾克斯.加西亞的影響,但他找到了魔幻現實主義和中國人沉重民族記憶的結合點。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堪稱力作,卻被官方禁了。那時莫言還是軍旅作家,首先對他發難的是軍內文化官員,稱:國民黨當年罵共產黨「共產共妻」,《豐乳肥臀》豈不指證中共就是這麼幹的嗎?莫言從此脫下軍裝,小說卻仍難解禁。這回他獲獎,官方為之開懷,《豐乳肥臀》或可解禁?天曉得。


作為社會人,莫言相當懦弱,他小心翼翼避開有關政治的公共話題,以不觸怒這個體制為底線。三年前法蘭克福書展風波,中國官方作家代表團(裏頭居然有「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因體制外異議作家發言而集體退席,莫言的角色很尷尬,他隨大流退席,卻不承認是代表官方立場,只是如廁而已;今年組織百名作家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莫言也應邀命筆;這次他的得獎感言謂:「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惹起滔滔劣評。這都刻劃出他作為社會人的尷尬,莫言沒有膽量和現實的專制主義對抗,但在小說世界中,他憎厭強權,憎厭以崇高名義對人性的壓迫。《豐乳肥臀》被禁,他接下來的《生死疲勞》和《蛙》兩部長篇小說,對專制的尖銳批判沒有退縮,極權體制可以扭曲人的社會行為,卻不可能扼殺個人內心世界的自由。莫言不是鬥士,卻是優秀的小說家。至於是否夠資格拿諾獎,顯然存在極大爭議。筆者認為,更有資格摘下諾貝爾文學獎的首推北島,他最近的長詩《歧路行》極具份量,直面六四這個歷史傷口,推及人性、人的命運和文化深層結構。其次應是王安憶,她雖同係體制內作家,亦非反抗鬥士,卻從來沒有迎合過專制「禮制」。


這屆諾獎的主要角逐者是日本的村上春樹和莫言,相較之下,村上春樹更有說服力。撇開文學成就這個見仁見智的話題,村上春樹訪問以色列時說:「在雞蛋和牆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一邊。」這種人道情懷,莫言只敢在小說裏曲折表達,卻在高牆面前囁嚅失語。村上春樹直抒胸臆,只緣他來自一個自由社會,無論是他的筆還是內心世界都是自由的。


孔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