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0日星期四

壹週刊 - 1215 - 專欄 中東諜戰

 

坐看雲起時

中東諜戰

美國中情局電腦網絡分析員史諾登公然叛國,行將大爆料,因為不滿美國政府大規模截取國民通訊。
英美情報工作最大的危機,不是高科技不夠「先進」,而是人力資源不足。
間諜僅次於娼妓,是人類最古老的行業。在電腦網絡發明之前,情報工作之招聘,篩選人才極為嚴格。

一九六五年,在敍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廣場,一名以色列猶太間諜被公開處以絞刑。
死囚名叫科恩,六十年代初期以阿拉伯大亨的身份,由南美洲潛入敍利亞「經商」,由於出手豪爽,投資項目宏大,很快就接觸大馬士革的政治軍政高層,出入於豪華酒店和政府機構,截取了大量敍利亞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情報,為以色列在中東戰爭中建立了汗馬功勞。
科恩生於埃及,自幼接受傳統猶太人教育,並深受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影響,一九四四年在亞歷山大港大學進修電力工程,加入了在埃及的猶太復國主義青年組織,但被校方發現,勒令退學。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立國,埃及爆發反猶太暴亂,科恩全家由埃及遷居以色列,但他本人卻留在埃及繼續為猶太事業從事秘密工作。
科恩與新成立的以色列政府並無聯絡,後來因其青年政治活動,被埃及驅逐出境,回到以色列。本來他可以選擇舒適的從商生活,遠離政治,但科恩來到台拉維夫,自動請纓,找上以色列情報機關莫沙德,表示願意到任何阿拉伯國家從事情報工作。
莫沙德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對送上門的熱血青年,絕不輕易信任。但科恩百折不撓,多次敲門,感動了以色列情報組織的首領,接受面試。
莫沙德的首領問:「從事情報工作,十分危險,你放着高薪厚職不做,為什麼要進這一行?」
「我是猶太人,只想為猶太事業盡些微力。」科恩激動回答。

「莫沙德的薪水甚為微薄,每月才三百五十二鎊(相當於八百元港幣),你不嫌少嗎?年輕人,回去你的生意世界吧,在那裡你得到的回報更多。」
「當我國處於生死存亡的初生時刻,先生,你也是莫沙德的首領,你不會為任何苟且偷生、只識賺錢的猶太人感到恥辱嗎?」科恩對長官的提問大為反感,拼着不獲聘用,指摘他的未來上司。
「好,那麼你願意去敍利亞嗎?」
「我願意去任何國家需要我的地方。」
從此科恩正式入伍,以「苦行僧」為代號,接受間諜技術訓練。莫沙德教他如何辨認跟蹤、秘密入境、收發電報。國家告訴他:必須忘記猶太教的聖經,忘記希伯來語,改信伊斯蘭教,操阿拉伯話,從此百分之百按照敍利亞人的風俗習慣生活,結識要人,趁機潛入敍利亞政權的核心。
以色列先將科恩派往南美洲的阿根廷。當年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思艾利斯城市開放,有大量國際移民,特別是來自中東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混雜。
科恩此時來往於像今日香港的阿根廷首都,與阿拉伯商人打成一片,結識大量敍利亞籍的阿拉伯朋友,其中一個敍利亞商人,很為科恩「熱愛阿拉伯」的情感所感動,介紹他到大馬士革營商。

科恩去了敍利亞,主要做傢俬、工藝美術品、棉織品等生意,待人和藹可親,借旅遊之便,考察哥蘭高地,偵查敍利亞的防衞部署,拍攝圖片,並獲知由蘇聯顧問建議的敍利亞軍突襲以色列的詳細計劃。
科恩的間諜技藝極為高超,如入無人之境,一直沒有受懷疑。如何會事敗?因為天意;他時時用無線電發報機,不幸其居所附近是印度大使館。印度使館發現自己的無線電通訊時時受干擾,懷疑是敍利亞政府所為,向敍利亞投訴。當年敍利亞並無此等「高級通訊技術」,即求助蘇聯專家,代為無線電波檢測。如此科恩的行藏敗露,軍警上門抓人,其時科恩正戴着耳機工作,無可抵賴,判處死刑。
以色列在世界各國掀起一場「拯救科恩」的行動,羅馬教王與法國總統戴高樂,都向敍利亞要求特赦,但遭到拒絕。科恩之死,是西方冷戰時代一頁傳奇的終結。
說起這段香港教科書從來不教的往事,只是說明:世上大量工作需要「專業」。香港近年最多人講「專業」,但連美國中情局的僱員竟也外判,美國人才缺乏至此,官僚嚴重,也如此之兒戲,西方如果走向沒落,又豈是偶然?


(陶傑)

壹週刊 - 1215 - 專欄 中東諜戰

壹週刊 - 1215 - 專欄 壹人壹句

 

  • 2013年06月20日

壹人壹句

我姐為我們倆拍過不少片。
——曾被中央檔案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范悅包養四年的紀英男,為報復對方拋棄,在網上放出二人親熱的照片和短片,聲稱自己家人把他當成「一分子」。《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圖片)

如果窮人也可以買房,那個城市就是一個貧民窟。
——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金岩石,指窮人不應該奢望買樓。《東方日報》

(《蘋果日報》圖片)

佛教是相信有外星人的,不但有,還是很多。
——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在神十升空後接受訪問,指佛教徒得道「升天」,不排除就是外太空。《新華社》

不含來自中國的原料。
——有澳洲生產的嬰兒食品在包裝上標明成分來源,與大陸劃清界線。《明報》

(《蘋果日報》圖片)

很驚訝龔如心這年紀仍相當有吸引力。
——陳振聰在 2008年為華懋爭產案錄取書面供詞,憶述龔有一次要他為她除下胸圍,雖然龔仍然穿 T恤和內褲,但已經令他有生理反應。當時龔五十五歲,陳三十二歲。《星島日報》

見到好多揸 AK47的警察,感覺上好安全。
——陳百祥去巴西里約熱內盧拍攝,有指巴西治安欠佳,他不以為然。《頭條日報》

——神十升空基地甘肅酒泉發射中心外的標語。標語後是隔離電網。《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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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孫美國性醜聞回國做官

 

鄧孫美國性醜聞回國做官

作者: 烏蘇里
更新於︰2013-06-06


●因性醜聞在美國混不下去的鄧小平孫
子鄧卓棣回國後當上副縣長,為中共
政權紅三代接班人的代表人物。
鄧小平孫美國性騷擾同事回國接班當官

上海新民晚報的新民網五月二日說從廣西百色市平果縣獲悉,鄧小平唯一的孫子,鄧質方的獨生子,二十八歲的鄧卓棣最近被任命為該縣副縣長。新民網拍馬屁說,鄧卓棣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知識淵博、能力突出,但為人低調、謙虛謹慎、勤奮好學,從不接受記者採訪。可能這家媒體沒有想到,這則消息引發了中共紅四代權力接班的敏感話題,以及鄧卓棣在美國性騷擾醜聞的曝光。

有評論指出,鄧卓棣到百色當副縣長,是中共安排元老子弟從政掌權的通常做法,先在基層當官,培養閱歷,然後一步步坐直升機直達權力高層,習近平最為典型。小鄧到爺爺搞百色暴動的地方起步當有利於未來的發達。但網友同時大揭這位皇孫的老底,披露其父鄧質方,其母劉小元,他一九八四年生於美國,是美國人。畢業於杜克大學法學院,英文名David  Zhuo(卓小弟)。畢業後在紐約華爾街一家律師行擔任助理律師,二○一一年九月因性騷擾一位女同事被捕,後以二十萬美元私了得以脫罪。在美國混不下去才回國。網上有人質疑,一個美國人怎麼可以在中國做官?

鄧卓棣醜聞曝光後,網上還披露葉劍英曾孫葉仲豪,去年出任廣東雲浮市團市委書記,二十九歲已成最年輕正處級官員。五月十三日上海解放日報發布十名官員的任前公示新聞,上海市經委副主任是個叫吳磊的三十六歲年輕人,原來這位正廳級幹部吳磊是剛退休的前人大委員長、政治局常委吳邦國的幼子。而最新報導,浙江嘉興市委書記魯俊,副書記高玲慧、胡海峰⋯⋯此胡海峰正是胡錦濤的公子。

清華落毒積案十萬華人告洋狀向白宮請願

一九九四年,北京清華大學多才多藝的女學生朱令被同學用鉈落毒而致身體殘廢智力退化到幼童的事件,懸案至今,最大的落毒嫌疑人朱令的女同學孫維早在多年悄悄移民美國。最近上海復旦大學再發生類似謀殺事件,使沉寂已久的朱令落毒案再起風波。美國華人在白宮網站請願,要求美國政府將孫維遣送中國接受調查。數日有十四萬人上白宮網站簽名。當年在朱家報警後,北京公安鎖定孫維是最大嫌疑人,曾將孫維帶去調查,但拘押八小時後由家人接走。因為孫維家族顯赫,祖父孫越琦為中共高級統戰對象,任民革的榮譽主席,且與江澤民有深厚交情。其大伯父孫孚凌又是北京副市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孫維畢業時,清華大學拒發畢業證書給她。一九九八年北京公安局放孫維前往美國後了結此案。疑兇逍遙法外。朱令家人要求北京公安局公佈案情調查真相,至今沒有回應。因此才有華人告洋狀要求美國政府介入,使得中國權貴操縱法律的醜惡暴露於國際社會。


●安微打工妹離奇跳樓事件觸發數千人
示威,當局出動公安,特警,直升機,
甚至裝甲車,為六四以來所罕見。
安徽女墜樓北京爆發六四後最大抗議

五月三日凌晨,在北京打工的一名安徽女孩在京溫商城離奇墜樓死亡。事發後,北京警方匆匆斷言,墜樓死亡的打工女袁利亞是自殺,不予立案。五月八日數千名安徽同鄉聚集北京,為女孩討說法。北京警方如臨大敵,派出大批武警特警,阻攔欲前往天安門廣場抗議的民眾,最後民眾突破警方的封鎖,開始聲勢浩大的遊行。警方出動了直升飛機,在現場上空盤旋。甚至有人看到數門大炮調進京城。雙方規模,可能是八九以後最大的一次。

網上曝光京溫商城老闆鍾濤的強大背景——北京浙江企業商會會長、萬和控股董事長、宋慶齡基金會理事,曾在共青團中央任職。網友指出,袁利亞是被老闆的兒子和五個保安輪姦了從六樓扔到樓下。鍾濤和原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家族關係密切,警方不敢立案。溫京商場最後以四十萬元與袁利亞家人和解並指有關袁利亞離奇之死是謠言,二十一日包括袁某男友在內的十三人分別因涉嫌聚眾鬧事被逮捕。

英國經濟學人周刊諷刺習近平做皇帝夢

五月四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週刊,諷刺中共首領習近平的「中國夢」,在封面惡搞,設計了一張習近平穿上大龍袍,仿如清帝國乾隆皇帝借屍還魂。結果經濟學人的網站在大陸被屏蔽。

經濟學人指出,習近平出掌中共黨政軍最高職務後,加快安插親信,推行富國強兵的軍國主義戰略,將中國打造成有擴張傾向的新帝國,會給亞洲地區帶來不穩定因素,也是中國人的不祥之聲。該文最後舉例《南方周末》〈百年憲政夢〉的標題被篡改的例子,說如果這就是習近平「中國夢」的表達方式的話,那麼中國還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封面身穿龍袍的習近平手持酒杯,大標題是「讓我們像一七九三年那樣狂歡」。一七九三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訪華,被傲慢無知的乾隆皇帝要求他下跪。這一年也是法國大革命的高潮,國王路易十六和瑪麗皇后被送上斷頭台。這標題給人許多遐想的空間。

民間出現恢復帝制聲音提議朱鎔基當皇帝

百年來革命殘暴,社會動盪不安,政權專制腐敗,中國民間最近出現希望恢復帝制的聲音,清廷愛新覺羅氏後人開始四處活動遊說恢復清廷,但網上多數主張,皇帝還是漢人來當最好,因而建議據說是朱明後人的前總理朱鎔基當中國第一位君主立憲的皇帝。

凱迪網報導說,一個自稱是清皇室後裔金復新先生近日宣布:將於五月開始,在北京展開全國範圍內的請願活動,要求恢復象徵性的君主制,以促進中國旅遊文化發展。金復新將走遍中國收集簽名,目標是一百萬人。在明年兩會上提交人大審議通過。金復新還希望政府允許他住進故宮。這個看似荒誕的建議竟然獲得眾多網民支持,說「養一個皇帝總比養一群皇帝好啊」,「帝制比憲制好,如果不要憲制的話!」,「找大明朱家後裔支持當今稱帝!驅逐馬列,恢復孔孟!」 「大明朱家的朱鎔基比滿人更適合些!」。因為朱鎔基任總理後,大陸媒體考證,朱鎔基故鄉位於湖南長沙縣和平村棠坡,外界多認同棠坡朱氏為朱元璋第十八個兒子岷莊王朱楩一支,朱鎔基是為朱元璋皇帝的十九世孫。

鮑彤再次解釋八九年趙紫陽「拋鄧」由來

曾任趙紫陽政治秘書的鮑彤最近在朋友家做客,拍了段錄像,將趙紫陽當年會見戈爾巴喬夫,披露鄧小平干政的來龍去脈公之於眾。普遍認為趙紫陽就是因這一講話導致鄧與他決裂,隨即被罷黜,學潮被武力鎮壓。鮑彤在錄像中解釋,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前的七月七號,鄧小平、薄一波和趙紫陽三人開會。向趙紫陽通報薄主持七人小組對十三大人事的安排,趙作總書記及常委名單,鄧小平將半退,但保留中央軍委主席。薄一波強調鄧在黨內的決策地位不變,「重要問題要找我們開會決定。」鄧也說:我在黨內的地位不變是國際上對中國穩定的肯定標誌。隨後趙紫陽在十三屆一中全會上,傳達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要向鄧小平請教的話,全場鼓掌並作為會議的一個決議。

鮑彤指出,這個決議早不是秘密,每次有外國黨代表團來訪,中共方面都要予以宣示,趙紫陽訪問朝鮮時對金日成也講過。五月十六日鄧上午見戈爾巴喬夫時說,「我們兩黨關係的正常化由我們兩黨最高領導人的會見就自然解決了。」鮑彤說不行,人家很可能理解為兩黨最高領導人是兩黨總書記,認為下午紫陽見戈一定要把話講清楚,於是在會見提綱上補上一中全會那個決議。趙紫陽也就按照他的提綱講了那番話——這件事曾被認為是八九學運翻盤的關鍵。

鄧孫美國性醜聞回國做官

鄧文迪家教爆梅鐸家事

 

鄧文迪家教爆梅鐸家事

作者: 徐淑英
更新於︰2013-06-15

傳媒大亨梅鐸要和鄧文迪離婚的消息傳遍世界。鄧2011年在英國國會上掌摑救夫的場面令人印象深刻,看出她剽悍的一面。美國博客網站Gawker去年對曾在家打工的一名華裔家教獨家采訪,這名今已70歲的女子聲稱鄧文迪的家宛如「戰場」,鄧文迪經常對僕人大發雷霆,對待丈夫和女兒的脾氣也不 好,經常對丈夫「河東獅吼」,與他分床睡。

鄧文迪山東人,1999年嫁給傳媒大亨梅鐸。梅鐸現有財產110億美元。 

  這名接受采訪的華裔家教名叫徐淑英(音譯),今年69歲。據《廣州日報》轉述Gawker的報道,徐淑英稱,2006年1月,她抱著當時兩歲的克洛伊 在梅鐸位于美國比華利山的豪宅附近從三輪車上摔下來,因保護孩子導致自己膝蓋骨折,喪失了工作能力。鄧文迪在先後給了她一筆5000美元和3000美元的 遣散費後,將她解雇。2007年,徐淑英欲將梅鐸夫婦告上法庭,要求索賠6萬美元的醫藥費,但不被受理。
  徐淑英自稱,她一開始負責教梅鐸兩個女兒中文,每周工作40個小時。很快,她的職責擴大到兼任兩個小孩的全職保姆。徐淑英形容給鄧文迪打工猶如「置身 于戰場」。「每一個爲她工作過的人都對她又怕又恨。」徐淑英透露,鄧文迪常常爲一點小事就大發雷霆。「她脾氣很壞,很容易生氣。一次正準備出門時,我發現 忘記給其中一個女孩帶髮夾,鄧文迪立刻對我大喊大叫。我連忙折回屋子裏去拿,結果拿錯了,她當著兩個女孩和其他人的面直接把髮夾摔在地上,然後是一連串的 咒駡。」
  徐淑英表示,她記憶中鄧文迪最過分的一次是在車裏對一位保姆大發脾氣,然後命令司機停車,把保姆趕下車。「梅鐸先生是一位紳士,脾氣溫和,但鄧文迪經 常對梅鐸咆哮。」徐淑英稱,據一名同事透露,在2004年的平安夜,鄧文迪就梅鐸遺産問題和梅鐸吵了一個晚上,竭力爲自己和兩個女兒爭取更大的份額。「他 們的婚姻幷不和諧。很多時候他們常常分床睡。」
  徐淑英表示,鄧文迪常常斥責現年11歲的長女格蕾絲吃太多。「她告訴格蕾絲想當明星的話就得瘦點,她限制格蕾絲進食的數量,幷對她說她太胖了。她要格蕾絲向章子怡學習,像她一樣保持苗條身材。」
  針對徐淑英的言論,鄧文迪連同丈夫梅鐸發表聲明稱,「徐女士是一位充滿怨氣的前雇員,她顯然選擇對媒體進行沒有根據和不真實的指責。對此,我們不作回應,以免增加其價值。」
  新聞集團13日證實,國際傳媒大亨默多克當天提出與鄧文迪離婚,引發外界廣泛關注。默多克發言人13日對外證實了上述消息,幷指出在默多克當天正式提出和鄧文迪離婚前半年,他們的婚姻就已經“不可挽回地”破裂,14年的傳奇最終結束了。 
傳奇終結可獲10億美元補償
  美聯社的消息指出,默多克是在13日早些時候向紐約曼哈頓的地方法院遞送離婚申請文件的。美國媒體透露這份文件只有一頁紙。
  鄧文迪生于1968年,是默多克的第三任妻子,曾任新聞集團亞洲衛星電視業務副主席。她1999年6月和默多克結婚,與默多克育有兩個孩子。鄧文迪于 2001年爲默多克産下女兒格蕾絲,幷于2003年産下女兒克洛伊。據瞭解,在默多克提出離婚前,他與鄧文迪就住在曼哈頓。
  默多克現年已82歲,是新聞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根據2012年的估計,默多克擁有淨資産爲83億美元。他共有6名子女。英國廣播公司稱,默多克和其第二任妻子離婚時,支付了17億美元的離婚協議費用。參照這一數字,鄧文迪與默多克離婚可獲10億美元以上補償。
離婚時機微妙,新聞集團準備拆分重組業務
  默多克此次提出與鄧文迪離婚的時機非常微妙,恰好趕在新聞集團準備拆分幷重組業務之時。按照計劃,新聞集團本月28日將“一分爲二”,新聞出版業務和娛樂業務將分離,但默多克家族依然控制著集團拆分後的業務。
  目前還不清楚默多克提出離婚與他的新聞集團拆分計劃有何關聯。熟悉情况的人稱,默多克和鄧文迪有一份婚前協議。默多克和鄧文迪的兩個女兒在新聞集團幷 不持有帶表决權的股份,而是一個由無表决權股票構成的信托基金的受益人。默多克通過一個單獨設立的家庭信托基金控制著新聞集團40%的帶有表决權的股份。 默多克在之前的兩次婚姻中還有四個孩子,其中有三人目前在公司的運營中起到積極作用。
 情路回顧,故意灑紅酒 製造“灰姑娘”傳奇
  衆人最好奇的問題是:鄧文迪究竟是怎麽認識默多克的?流傳很廣的一個版本是:在香港,默多克參加的一個鶏尾酒會上,鄧文迪故意把紅酒灑在他的膝蓋上,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鄧文迪本人回憶說,當時自己是星空衛視的雇員,“那時候他來香港開會,要瞭解中國的發展情况,公司的香港總裁就通知我去開會。屋裏有很多外國人,我是 唯一的中國經理。他問了很多問題,別人回答,他不相信,又問我。完了之後他就直接走到我辦公室要請我吃飯,我們很談得來。”這是一見鍾情?鄧文迪默認了: “見我之後他覺得新的生活特別好,很多人覺得他很能幹但不瞭解他,他講話很慢很溫軟,他一直對中國文化很感興趣。”
  認識不到一年,兩人“閃婚”了。日期定在1999年6月25日,距默多克與前妻離婚的生效日只有17天。鄧文迪說:“他說想和我在一起。我說不行,我還要工作,否則如果感情不行了,就什麽都沒有了。他說,我和你結婚。”
“嫁給默多克,唯一的解釋就是愛情”
  談到婚姻觀,鄧文迪說:“不要在乎那個人有多大的權力、財富,最重要的是兩個人有吸引力,能談得來,能對彼此有推動作用,使對方變得更好,不要一見鍾情之後,兩人打得火熱,但之後便平淡地放棄了。”
  很多人認爲,默多克之所以會看上鄧文迪,是看中了她身後所代表的巨大市場。
  面對這個犀利的問題,鄧文迪自己的回答很實在:“嫁給默多克,唯一的解釋就是愛情,雖然這樣的解釋太過于蒼白無力,因爲他不是一個賣菜的老頭。剝開財 産和地位的外衣,不過是一個女人嫁了一個男人,他們很相愛,僅此而已!”默多克也在各種場合用語言或者行動向人們宣告:只有和鄧文迪在一起,他才快樂。他 們同樣很聊得來,鄧文迪說:“他會給我打一小時的電話,總有說不完的話。”
依靠高科技 生下兩個女兒
  1999年,默多克和前妻安娜離婚時,安娜特地在離婚協議書上加了個苛刻的條件——默多克死後,作爲妻子的鄧文迪無權繼承他的任何遺産。除非鄧文迪婚後能生個一男半女,而默多克去世時,她的子女恰好要不滿18歲,鄧文迪才能掌控她孩子名下的股份。
  2000年4月,默多克被診斷患有初期前列腺癌,必須進行放射治療,同時失去了生育能力。所以,新聞集團的財産即使沒落在安娜的手裏,也將由她的3個子女繼承,不會旁落“外人”。
  安娜算盤打得精,鄧文迪也不甘落後。她祭出了高科技“法寶”——試管嬰兒,靠默多克化療前存下的冷凍精子受孕。2001年11月19日,鄧文迪生下了 她和默多克的第一個女兒格蕾斯,終于“母憑子貴”,在財産爭奪中立穩了脚跟。2003年7月,鄧文迪又生下第二個女兒——克洛伊。
  在談到“財富繼承”的話題時,鄧文迪說:“我的小孩都很lucky,老公在教育孩子上很有經驗,安排得很妥帖。”2007年,默多克曾公開表示:“我的所有孩子都有接替我的位置的機會。”
 財産爭鬥家族資産屢起風波
  儘管鄧文迪極少在公衆場合露面,在家相夫教子,但媒體仍然把家族權力的鬥爭完全歸咎于她。
  2005年7月,默多克的長子拉克蘭突然辭去了新聞集團首席副運營官的職務,幷退出了新聞集團。新聞集團對拉克蘭的離去沒有給出詳細的解釋。拉克蘭本 人則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他將回到澳大利亞,回到妻子莎拉和幼子卡蘭身邊。此前,人們一直以爲拉克蘭會最終坐上家族的頭把交椅,而他也總是以新聞集團未來掌 門人的形象出現在公衆面前。就在拉克蘭辭職後,默多克很快宣布,調整家族資産的持股安排。他與鄧文迪所生的兩個女兒,將在公司的家族信托基金中與其他子女 一樣均分收益。
  大放異彩,“挺身救夫”獲贊譽
  2011年新聞集團旗下公司陷入“竊聽門”事件,在7月19日英國議會的聽證會上,一男子將剃須膏扔向默多克,使得現場秩序一片混亂。襲擊事件發生 時,默多克的聽證會即將結束。聽證席上的一個白人男子將盛放著剃須膏的盤子扔向了默多克,當時默多克的眼鏡似乎被打掉,衣服上也沾染了痕迹。事情發生時, 現場的其他人都楞住了,鄧文迪閃電般地從椅子上跳起來,飛身撲向前方,右掌狠狠向抗議者臉上摑去。稍後,鄧文迪回到丈夫身邊,她坐在默多克面前的桌子上, 安靜地給丈夫擦臉上的泡沫。事後,她被贊“娶妻當如鄧文迪”,風頭蓋過“竊聽門”事件。當日,公司股票回升5%。

(摘自北京晚報)

鄧文迪家教爆梅鐸家事

巨貪澳門欠賭債三十億!

 

巨貪澳門欠賭債三十億!

作者: 許 行
更新於︰2013-06-06

最近李克強公開點名中石油中石化等五大央企巨頭官商勾結、揮霍公款⋯⋯已有多名高管被雙規。國企貪腐之驚人,動輒數以億計,路人皆罵這樣的巨貪,還不殺幾個,何以平民憤?


●被雙規的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右)是一隻「大老虎」。
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楊琨(左),竟然可以在澳門狂賭輸掉
30 億元,如果落實,這樣的大貪污犯該怎麼處理?
中石油海外機構操弄石油價差

中石油董事長蔣潔敏被中紀委帶走調查之後,我曾在上期本刊提出中國石油企業在龐大進出口業務上是否存在貓膩的問題,因為根據去年海關公佈的二○一○年原油進口和成品油出口的數字推算,進口原油價格竟比成品油出口價格高出每噸一百美元,這種不合理的反常現象,其中必定有人在進出口價格上做了手腳,以高價進口,低價出口,從中盜取國家利益。現在進一步推測,做這個手腳的機構很可能就是中石油集團自己在國外設立的「中國石油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據中石油機構的資料顯示,「中石油國際事業公司」成立於二○○二年一月十八日,專責統一管理原油、成品油、石化產品、天然氣等國際貿易業務,在境外且有倉儲設備,那麼問題便容易明白了。國內石油進出口的差價都由這個境外機構去操弄,而將進貴出賤的餘錢留在海外,連洗黑錢的手續都可以免掉。

這類國際事業公司,除了管理石油進出業務之外,同時也負責海外煉化、運輸及採購工作,甚至也有可能負責海外收購兼併。像這麼職能龐大的機構,國內更難監管。有資料顯示,二○一二年中國石油企業對海外油氣企業的併購,總金額高達六百五十多億美元,數目之龐大,非常驚人。

中石化花八億元在順義私設後宮

中石化也有自己的海外機構。二○○九年五月十二日《北京晚報》有一則新聞報導,中石化集團在國外的「中國石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負責海外採購,全年金額高達一千四百億元(不知是人民幣或美元),美國一家經營色譜儀的「安捷倫公司」盯上中石化國際事業公司負責工程項目協調的官員,特地從哈爾濱一家夜總會搜羅到一對跳艷舞的俄羅斯姐妹花送給他享受,又找來非洲壯男侍候一位女處長,曝光後被稱為「俄羅斯艷女門」和「非洲牛郎門」。日本一家公司為了要取得中石化四川石化三百八十億元的項目,特地將中石化的高官們接送到日本,以風騷美艷的日本AV女優侍候,消息曝光後,被稱為「AV女優門。」

這些送艷女牛郎的手法還算小事,最近《新民晚報》揭露,中石化投資八億元在北京順義縣溫榆河西岸建造一家超五星級的酒店,名為「和園景逸大酒店」,設有二百零八間華麗套房,另有九幢義大利式、歐洲式、日本式的別墅,整個酒店占地一千零五十畝,其中八百畝是森林公園,園內闢有人工湖,樹木佈置有序,環境優美。據《和園景逸大酒店的神秘面紗到底有幾層》一文的作者王學進敘述,這間優處風水寶地的酒店,地形隱蔽,地圖上查不到,入口處沒標誌,只是路邊有個保安崗亭,順義人根本不知道這裡有一間豪華酒店。可見這間酒店不是對外開放的,而是專給中石化高官們荒淫享樂的,因此被謔稱為「中石化後宮」。現在我們可以從網上找到被人拍下來的幾幅該酒店外景照片。當年人們都知道毛澤東在全國多處設有後宮,因為他是中國現代帝王,現在輪到國有企業設後宮了。中共這個體制的腐敗,竟會達到如此荒謬的程度!

農行副行長楊琨豪賭輸掉幾十億!

除了已知的石油企業腐敗糗事之外,最近國營銀行也爆出另一驚人糗事。今年五月一日,路透社報導,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楊琨在澳門豪賭,欠下澳門賭場三十億元人民幣賭債。據說原本的賭債還不只三十億,而是與賭場協商後才給予折扣,減為三十億。三十億是一個多麼龐大的天文數字,楊琨任農行副行長年薪不過一百一十六萬元,怎敢論億論億地去豪賭?可見他不僅膽大包天,平時必定另有巨額灰色收入,才有這般豪情膽量。賭場的規矩通常是,你平時沒有輸過幾億或幾十億,決不讓你落埸作論億的豪賭,更不會讓你欠債高達幾十億。

已知的消息是,北京「藍色港灣置業公司」老閭王耀輝是楊琨至好賭友,他知道楊琨嗜賭成性,便投其所好,經常安排楊琨去澳門賭博,甚至提供賭資,目的是想楊琨給他貸款便利。他曾以藍色港灣物業作抵押,從農業銀行貸到三十億元左右十年期的物業經營貸款。王耀輝起家於黑龍江,發跡於北京,除了投資房地產之外,也承包基建設施和投資礦業。

楊琨的豪賭,顯然不止得到王耀輝的支持,據說他與大連實德集團的徐明案以及解放軍後勤總部副部長谷俊山的案都有關係。他已於去年五月被中紀委帶去調查,但他欠澳門賭債三十億元的消息則是最近才爆出來的。


●中國現在汽車年產量已近2000 萬輛,超過美國與歐洲。
一汽是龍頭老大,壟斷利益王國,經濟問題動輒上百億元。
一汽集團百多億元資金不知去向

今年兩會前,《中國政策觀察》透露,一汽有一百多名高級管理層被專案組秘密帶走調查,其中包括一汽大眾汽車銷售公司總經理、一汽集團副總經濟師周勇江。

一汽是「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簡稱,它是中國最大的國營汽車企業,兼營汽車生產和銷售,還包括生產汽車零件的下游企業,屬下有十八間全資子公司,如一汽解放、一汽客車、一汽輕型、一汽專用車、一汽吉林、一汽長春、一汽哈爾濱、一汽鑄造、一汽模具、一汽實業、長春一汽通信科技、長春陸捷運物流等等,另有十四間控股子公司,如一汽大眾、一汽豐田、一汽海馬、一汽紅塔雲南、一汽轎車、天津一汽夏利、長春一汽富維、一汽豐田長春發動機、天津一汽豐田發動機、四川一汽、海南一汽、一汽財務、長春一汽富維汽車零件等等。規模之大,儼然是一個汽車王國。

一汽權力尋租弊案長期受到審計署的關注。據審計署披露,二○○七年至二○一○年,一汽大眾,有一百七十六輛非商品車未入帳。二○○八年至二○一一年一汽大眾有二十七個工程項目,合計金額二十點三七億元,承建單位經常調換施工管理人員,且多支付廣告費和工程代理費兩千多萬元。一汽大眾銷售副總經理靜國松尋租涉案金額三千多萬元,被吉林紀檢部門帶走,另有一位大宗物資採購負責人跳樓自殺。

這些都還算是小事,最近暴露一汽集團最大的窩案是屬下許多子公司出售城區廠房土地,遷址到郊區,或將城區廠房拆掉改建高級酒店、寫字樓、商埸和高級住宅,此類土地資源收入驚人,兩會前被發現有一百多億土地收入不知去向。這些土地資源收入包括一汽轎車、一汽夏利、一汽解放、一汽大眾、一汽吉林、一汽客車、一汽鑄造、一汽模具、一汽物流、一汽財務等十三家。現在有一百多名高管被帶走協助調查,一汽副總經濟師周勇江已被雙規,其他高管人心惶惶,紛紛出國旅遊,其中多名高管被限制出境。

中移動大案十三名高管紛紛落馬

最近總理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上公開點名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電信、中移動五大央企巨頭官商勾結、揮霍公款、任人唯親,不整頓會出大事。其中除中移動副總裁魯向東被調查外,廣州中移動總經理李欣澤於五一節前夕被帶走、同時被帶走的還有廣東移動兩名高管、天津一名高管和內蒙古一名高管。

中移動的腐敗從二○○九年年底起從未間斷過,至今三年半,共有十三名高管被雙規或判刑,其中三名被判死緩,一名攜鉅款潛逃國外。這十三名落馬高管名單如下:

張春江,中移動黨組書記、副總經理,二○○九年十二月被調查,以受賄七百四十六萬元判死緩。

林東華,湖北移動副總經理,收受供貨單位巨賄,二○○九年七月被雙規,牽出多位中層幹部,二○一○年四月庭審,官方認為涉有國家機密,審判不公開。

李向東,四川移動數據部經理、無線音樂運營中心總經理,二○一○年三月攜數億元潛逃加拿大,傳聞中有說六億,有說四億,有記者得知是三點四億至四點五億元。

李華,四川移動總經理,受賄一千六百萬元,二○一○年三月被揭發後判死緩。

施萬中,安徽移動董事長兼總經理、中移動人力資源部總經理,收受西門子公司五百萬美元賄賂,二○一○年四月年初被捕,二○一一年五月被判死緩。

蘇金生,工信部總工程師,受賄七百

一十二萬元,因歸案後認罪,二○一一年底判刑十三年。

馬力,中移動數據部副總經理,二○一一年五月被調查,涉案六十多人,馬力本人貪污金額超過一點一億元,加上其他涉案人一起,總金額超過三點五億元。

葉兵,中移動旗下子公司卓望信息CEO,因與馬力案有關連,二○一一年五月被雙規。

沈長富,重慶移動黨組書記、總經理,受賄金額三千六百一十六餘萬元,二○一一年十一月被判死緩。

吳唯寧,中移動終端部總經理,二○一一年十一月被吉林檢察院直接從北京帶走,案情涉及福建新大陸科技集團屬下的新大陸電腦公司,該公司董事梁鍵因涉嫌與吳唯寧案有關也被捕。吳唯寧案怎樣收場尚不得而知。

魯向東,中移動副總裁,二○一二年二月被調查,三月辭去執行董事兼副總裁職位,至今仍未有進一步信息。

權明富,天津移動總經理今年四月被雙規。

李欣澤,廣東移動總經理,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晚被從家中帶走。

十家上市國企年招待費近三十億元

國營企業除了高管貪污之外,任意揮霍公帑的情形也十分嚴重。今年五月十三日《新京報》報導,二○一二年全國共有一千七百二十家A股上市公司「業務招待費」高達一百三十三億元,其中前十名均是國營的央企 。第一名是中國鐵建(中國鐵路建設公司),去年業務招待費高達八億三千七百萬元,平均每天吃掉二百二十九萬元。中國鐵建全年利潤八十四億七千九百萬元,招待費的比率高達百分之九點八七。排名依次是中國交建、中國水電、上海建工、葛洲壩、中國北車、中國重工、中國能源、金屬股份、中國化學,十家總共花在應酬吃喝上二十九億七百萬元,其中上海建工和葛洲壩的招待費占利潤比率高達百分之十一以上,等於每一萬元利潤被吃掉一千一百元。這些國企的老總實在揮霍得太過份了,民營企業的老闆決不會這樣浪費。民營建築企業龍頭龍元建設,二○一二年營收一百三十九億九千三百萬元,業務招待費一千七百萬元,只佔百分之零點一二,與國企建築有天淵之別。

如此龐大的招待費,其中是否有以假發票報銷,或抬高發票金額以圖其私,不得而知,即使真的全是實報實銷,作為一間上市的國企,不僅浪費國家財富,同時也侵佔了中小股東的分紅,犧牲他們利益,很不公道。

急需改變權力來源開放新聞監督

中共自命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所謂特色就是一黨專政,講白了應該稱為一黨專政社會主義,它由黨掌控全國政治和軍事的權力,然後假社會主義之名,壟斷全國經濟命脈,以國營的稱呼將國家所有資源和重要企業歸為黨營。改革開放之後,從閉關自守的計劃經濟改行市場經濟,於是那些掌控國營企業的黨官便從市場活動中狂圖私利,或將企業的市場利益以偷龍轉鳳的手法據為私有,或從採購和工程承包中私收回傭,更有膽大妄為的索性竊取企業資金攜鉅款潛逃國外。

因為是一黨專政,權力失去社會和人民監督,一切貪污腐敗便在專政體制內各部門潛生滋長。隨著經濟的發展,各部門的貪腐規模也跟著發展。二○○○年三月,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因貪污受賄被處死的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只貪了三百五十四萬元。二○○一年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因包庇賴昌星走私,受賄六百萬元,被判死緩。現在貪腐金額跟著經濟發展迅速颷升。中移動重慶總經理沈長富受賄三千六百一十三萬元才被判死緩。事實上今天許多貪污大案,早已不是以百萬千萬元論,動輒便是幾億、幾十億、幾百億,數目越來越驚人。

習近平不從制度上去考慮反貪防腐,仍舊沿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的老辦法,靠黨的紀檢機構去反貪防腐,自詡以黨治黨,實際上是關起黨門來打狗,暗箱作業,完全排斥了社會和人民反貪防腐的作用,結果不僅受到黨內元老和派系勢力干擾,同時也受到利益集團抵制,而且日子一久,連紀檢機構本身也會受到腐蝕,變成同流合污。

貪污腐化是制度問題,不止是個人作風或操守問題。反貪防腐必須從改變制度著手,必須解除對傳媒的控制,讓記者自由採訪;記者是發現社會弊病的尖兵,他們比現有紀檢人員目光銳利得多,掃描廣闊得多,能深入社會各階層尋幽探秘,等於替司法檢察機構做了前期工作。更重要的是,中國迫切需要一個民選的人民代表大會,讓能夠講真話敢於講真話的人當人民代表,進入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各級官員的行為和政府施政方針進行監督,這才算是真正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發揮人民監督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要由民選的人民代表大會產生民選政府,從根本上改變官員權力的來源。讓執政的官員直接對人民負責,將官員和施政置於陽光底下,從而使現有權力集團和利益集團解體,失去他們貪腐的基礎。

這就是民主憲政的道路,它已經在同是中華民族的台灣實現,它是香港同胞正在奮鬥爭取的道路,更是中國大陸人民普遍嚮往的道路。

巨貪澳門欠賭債三十億!

奧夫人不見彭,習女兒不回國

 

奧夫人不見彭,習女兒不回國

作者: 金 鐘
更新於︰2013-06-07

紐約時報同時還透露一個被人疏忽的消息:說兩位第一夫人「都既是母親,又是專業人士。習近平彭麗媛夫婦的女兒在哈佛大學(Harvard)讀書,並且顯然相當自主:據報導,習近平上任之後,試圖讓女兒回國讀大學,但女兒拒絕了。」這位第一公主就是習明澤。


習近平夫婦在哥斯達黎加首都聖荷塞。6月7日將抵達南加州與奧巴馬總統會談。
這張官方照片的表情,值得觀察家、心理分析家玩味。

美國總統和中國新主席習近平馬上就要在南加州安納伯格莊園舉行別開生面的高峰會,美國媒體連日聚焦報導。一大焦點已為全世界轉載——奧巴馬夫人米歇爾竟然以「留在華盛頓陪孩子」為由,將缺席「私人性質」的奧習會。這場不打領帶的二比二輕鬆聚會,頓時變成一比二的一個破格的三角凳。中國方面大感失望。最講面子的一個民族的最高人物會感到有失顏面。紐約時報報導使用了「親密」的字眼:

「華盛頓——中美雙方都宣稱,希望奧巴馬總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周末在加州的會晤將是非正式的,甚至親密的。但是,不論他們將在這次令人高度期待的會面中做什麼,有一件事不會發生:他們的夫人不會見面。」紐時這樣描述習近平夫人:

「彭麗媛是位光彩照人的歌唱家,還是一位文職將軍。她在成為中國第一夫人的短短數月裡,將這一角色的重要性及受歡迎程度提升至共產黨時代前所未見的高度。」但是評論家在揣測米歇爾缺席的原因時,卻無意中減弱了歌唱家的光芒,說她唱紅、歌頌解放軍佔領西藏、鎮壓學生。第一夫人不會和一個非盟國的將軍應酬。

紐約時報同時還透露一個被人疏忽的消息:說兩位第一夫人年齡相仿,只相差一歲,都是女強人,而且「兩人都既是母親,又是專業人士。習近平彭麗媛夫婦的女兒在哈佛大學(Harvard)讀書,並且顯然相當自主:據報導,習近平上任之後,試圖讓女兒回國讀大學,但女兒拒絕了。」

這裡,沒有提習小姐的姓名,可是中國人,恐怕十之八九都知道,她叫習明澤。因為不久前,為了深入開展反貪腐運動,平息人民對高幹特權的憤怒,而今天這特權最令人忌恨的,就是將子女送到西方名校讀大學。消息說習近平帶頭將女兒調回國讀書,後來又有消息說,中央有決定,要求省部級以上的幹部子女不准去西方留學……可是這些消息既未被證實,也沒有下文。究竟習明澤回國沒有?紐約時報的透露,是一個獨家新聞。

如果「第一公主」真有這樣的膽量,敢於反抗父王的旨意,那麼,這對於中國人來說,絕對是一條不大不小的新聞。我們且待真相之日吧。這在西方人看來,也許是一件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就像有些人解讀米歇爾不來莊園「夫人會」一樣,她有權利照顧家庭啊。西方人和中國人的價值觀有區別,沒錯。但是更要緊的是,他們很難理解和了解,中國複雜的政治形勢。據說,這次莊園會的主要背景是白宮的謀士們判斷:習近平的權威已經成型了,提前高峰會,比較有利。殊不知更有利和更需要的是習近平。他的班子早在十二月就在折騰這件事,很顯然的道理是,一場外交秀,遠比解決國內積久難返的問題更容易操作。而外交上拿到一個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身份,一定有利於面對國內的難題和挑戰。

遺憾的是兩個女人(當然是一大一小,不成比例)給一場好戲煞了風景:米歇爾、習明澤。她們氣壞了一班中國的捧場客。

( 2013年6月6日)

奧夫人不見彭,習女兒不回國

習近平做「帝王夢」 China's future: Xi Jinping and the Chinese dream | The Economist

 

習近平做「帝王夢」

作者: 嚴煌翊
更新於︰2013-06-06

趙紫陽時代的常委政治秘書鮑彤說,這「七不准講」中的任何一條,都是違憲的,都是和共和國的本質水火不相容的。要麼廢掉主旋律廢掉「七不准講」,要麼廢除憲法廢除國號,兩者不共戴天。何去何從?看來要做毛澤東第二的習近平是鐵了心了。網上有人就此特作新歌《我的帝王心》一首,借「國母」彭麗媛之口唱出習近平的心聲: 江山常在我夢裡,/體制已多年未改進,/可是不管怎樣也改變不了/我的帝王心。 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帝王心;/我的祖宗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特權印。 潤之、小平、/陳雲、熙來,/在我胸中重千斤。無論何時,/無論何地,/心中一樣親。流在心裡的血,/澎湃著專制的聲音,/就算活在新時代,也改變不了/我的帝王心。 在「七不准講」之下,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復興夢」將一夜回到辛亥革命之前的「帝王夢」,那就是復興到大家跟著皇帝一起做夢、全國只有一個皇帝可以做夢的年代。(嚴煌翊)


●英國經濟學人周刊封面:讓我們像一七九三年那樣狂歡。

編者按:本文報導中共提出「七不講」的來龍去脈。指出前年五不搞到今年七不講,表明毛左思潮已在中共黨內全面回歸,習近平不惜和改革開放背道而馳。

中國一道令人感到詭異不解的奇景:荒誕反動的「七不准講」悍然出台。

近日,網路盛傳中共中央推出「七不准講」禁令,禁止中國媒體和學校教師宣講七個話題,即: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這「七不准講」是從中共高層傳達下來的口頭密令概括整理而成。一個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國的執政黨,卻以口傳密令的形式發佈牽涉全國十幾億人的基本人權和權利的行政命令;而且這道「密旨」,在中國大陸很多網站上也是不能講不能討論的,講了網站就會被「和諧」微博就會被遮罩。在世界文明史上,這實在是一道令人感到詭異不解的奇景。

七不講內容可謂荒誕不經

但更令人驚訝的是那密令內容本身。有識之士都一致認為,「七不准講」可謂荒誕之極!今天世界上,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全球絕大多數人的共識。對公民社會一詞,雖有不同理解,但也不應該禁止討論。至於中共歷史上的錯誤,從「反右」、「大躍進」,到「文革」,都已編入現行大學生黨史教材,根本算不上禁忌。說到權貴資本主義,中共既然聲稱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則應該對這個社會主義原則的天敵大講特講,以引起全黨全國人民的反對和制止。而關於司法獨立,中國憲法明文規定法院和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司法獨立應該也是社會主義應有之義。

當局推出這七個不能觸及的禁區,實際上反而是在提醒大家,這正是當今中國民眾最關心的中國現今體制上最大的七個弊端。這本該是當政者未來努力改革的重點和方向。但是,現在連講都不能講,這讓那些寄希望於「新人新政」的人情何以堪!網民說,「七不准講」概括起來其實就是一句話——不准講文明。上世紀三十年代,進步文人寫出一副諷刺國民黨專制獨裁的對聯,上下聯:

江山是老子打來,誰讓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

天下由本黨坐定,且看我一槍殺人二槍殺人!

難道現在時光倒流了嗎?實際上,中共下達的「七不准講」密令讓習近平本人陷入了一種不仁不義、難以自拔的困境。

不准講「黨的歷史錯誤」就將鄧小平置於一種尷尬的境地。因為鄧主導在一九八一年發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要求全黨要認識中共執政以來的種種錯誤,汲取教訓,不要重蹈覆轍。現在七不講是否要推翻鄧小平的這些觀點?!

再說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一九六二年九月,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被毛澤東以「利用小說進行反黨」這種莫須有的罪名打入「反黨集團」,連未成年的習近平也受到株連。於是,現在問題來了。是不是習近平也不可以說父親是正派人,不是毛一夥所說的「野心家反黨分子」?

七不講來自全國宣傳部長會議

習近平登基之初,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自然要重拳出擊又要各方照顧,但搞出「七不准講」,看來絕非權宜之計,而是要在意識形態戰線上為自己定於一尊。經過許多人考證,「七不准講」的原型其實就是今年四月底發至縣團級的中辦第九號文件——《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的通知》(「中辦發【2013】9號」),或稱《2013年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紀要》。該文件分三部分:一,情況;二,問題;三,對策。所列的七個問題為:

一、民主與憲政理念:目的是要推翻共產黨領導,推翻社會主義,顛覆國家政權。《南方週末》事件就是明目張膽的挑釁。

二、普世價值:核心是排除黨的領導,要黨讓步。

三、公民社會:要害是在基層黨組織之外建立新的政治勢力。

四、新自由主義:是反對國家進行宏觀調控。

五、西方新聞觀念:是反對黨一貫堅持的「喉舌論」,是要擺脫黨對媒體的領導,搞公開化,用搞亂輿論來搞亂黨、搞亂社會。

六、歷史虛無主義:要害是針對黨領導下的歷史問題,否認人們已經普遍接受的事實。突出表現於極力貶損和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全盤否定毛澤東領導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作用。目的是削弱甚至推翻黨的領導的合法性。

七、歪曲改革開放:認為出現了官僚資產階級、國家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改革不徹底,只有進行政治改革之後,才能進行經濟改革。

而針對這些問題的對策包括:

一,必須堅持「喉舌論」。

二,必須堅持指導思想是馬列毛與特色理論。

三,今後不能允許反馬列毛言論公開地堂而皇之地在媒體上出現,宣傳戰線將清理反黨、反國家、反民族立場的「新三反人員」,「不換立場就換人」。

四,對媒體要加強管理與引導,媒體人要有鮮明的政治立場,要有清醒的政治頭腦,要堅持客觀真實性原則,要對社會負責。不能成天全版面報導負面東西,對正面的卻視而不見。

五,加強黨對媒體輿論的領導,要從培養新聞人才抓起,凡有「新三反」傾向的不准在高校教授新聞專業。

這個二○一三年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綱上線,殺氣騰騰,將這些年來所有與中共中央稍有政見不同者統統打入敵對陣營。

習近平不惜與改革開放背道而馳

中辦文件級別雖然次於中共中央文件,但也需要全體常委簽字,已經不單是劉雲山和他的文宣系統的事,顯然是習近平意見的不二發揮。習近平上位之後,提出「兩個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他崇拜毛澤東,說「否定了毛澤東⋯⋯就會天下大亂」。他要全黨警惕蘇聯解體教訓,說,蘇共解散,「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他在二中全會上強調:「意識形態搞不好也會出大問題!這麼多年來大家很少強調這個問題。一些西方國家⋯⋯是想達到分裂中國的目的,想讓中國變顏色!」他提出「三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二○一一年中國兩會期間,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吳邦國曾鄭重表明,中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他並表示,中國這一特色政治文明具備不可動搖的法制根基。這「五不搞」成為中共政改史上一個可恥的標誌,預示了中國民主道路的坎坷。如果說「五不搞」為中國政改定出邊界,那麼如今的「七不講」就是封殺中國最活躍的改革陣地的七把刺刀。習近平以此不惜與開放改革背道而馳。

毛左派活躍喜出望外,彈冠相慶

從「五不搞」到「七不講」,透露出一個非常明確的資訊,那便是毛左思潮將在中共黨內全面回歸!習近平聖旨令下,各路文武紛紛出台,搖旗吶喊,大造輿論。二月二十三日,鷹派將軍羅援在微博上提出「內懲國賊」的口號,目標直指國內主張走憲政之路的自由派。四月十一日,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全國記協副主席任賢良,在中共機關刊物《紅旗文稿》撰文《統籌兩個輿論場凝聚社會正能量》,官網及門戶網站均予轉載,殺氣騰騰要規制新媒體,佔領輿論新陣地。四月三十日,重慶警備區司令員朱和平發表文章《要堅守意識形態的「上甘嶺」》。

五月七日,《光明日報》發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齊彪文章《「兩個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義》;五月十三日,《人民網》轉載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文章《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讚賞習近平這「深得黨心、軍心和民心,具有重大意義」的觀點。五月二十一日,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曉青發表長文《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核心觀點是「憲政的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屬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專政,而不屬於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該文公然挑戰依法治國理念,為專制制度張目。

近日,太子黨及毛左陣營活動頻繁,十分活躍。特別是,去年因為薄熙來事件弄得元氣大傷灰頭土臉的各路毛左分子現在是喜出望外,彈冠相慶。五月五日晚,一場雲集太子黨和毛派分子的「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文藝晚會在山東濟南舉行。這場由毛派名嘴司馬南和孔慶東主持的晚會座無虛席,紅歌嘹亮,高調重現薄熙來主政重慶時推行的「唱紅」場面。五月十五日,知名度高的學者劉小楓在「鳳凰網讀書會」上,公開為文革鳴不平,令人震驚地稱毛為「中國現代的國父」!

中國夢原來是習近平的帝王夢

許多人說,中共最大的法寶,一個是騙另一個是殺。前一陣子,習近平說甚麼「把權力關進籠子」,甚麼「中國夢」「憲法夢」,都是「騙」,現在這個「七不准講」是第二套手法「殺」,赤裸裸的壓制。當下中國大陸意識形態領域是人人自危,一片肅殺景象。發文揭露馬三家女子勞教所駭人聽聞的罪行的《Lens視覺》中槍,體制內宣導憲政民主的《炎黃春秋》也再被警告。一大批宣導民主憲政的知識份子,包括冉雲飛(作家、學者);張雪忠(大學教授);蕭雪慧(大學教授);宋石男(學者);何兵(大學教授);斯偉江(律師);沈亞川(記者);項小凱(學者);吳偉(學者);吳祚來(學者);滕彪(律師、學者);慕容雪村(作家)⋯⋯等等,都已經嚐到壓制的滋味。

五月十八日前後,短短幾天之內,他們在新浪、騰訊、網易和搜狐的微博帳戶都遭遇全線封殺。趙紫陽時代的常委政治秘書鮑彤說,這「七不准講」中的任何一條,都是違憲的,都是和共和國的本質水火不相容的。要麼廢掉主旋律廢掉「七不准講」,要麼廢除憲法廢除國號,兩者不共戴天。何去何從?看來要做毛澤東第二的習近平是鐵了心了。網上有人就此特作新歌《我的帝王心》一首,借「國母」彭麗媛之口唱出習近平的心聲:

江山常在我夢裡,/體制已多年未改進,/可是不管怎樣也改變不了/我的帝王心。

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帝王心;/我的祖宗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特權印。

潤之、小平、/陳雲、熙來,/在我胸中重千斤。無論何時,/無論何地,/心中一樣親。流在心裡的血,/澎湃著專制的聲音,/就算活在新時代,也改變不了/我的帝王心。

在「七不准講」之下,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復興夢」將一夜回到辛亥革命之前的「帝王夢」,那就是復興到大家跟著皇帝一起做夢、全國只有一個皇帝可以做夢的年代。

在共產黨治理之下,中國政治有極大的慣性,一旦向左開動馬達,不撞到極左的絕壁斷難回頭。習近平的「帝王夢」,會越夢越離譜,但肯定也像當年毛澤東妄想充當共產主義世界領袖一樣,落得眾叛親離,以失敗告終。

 

China's future

Xi Jinping and the Chinese dream

The vision of China’s new president should serve his people, not a nationalist state

May 4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IN 1793 a British envoy, Lord Macartney, arrived at the court of the Chinese emperor, hoping to open an embassy. He brought with him a selection of gifts from his newly industrialising nation. The Qianlong emperor, whose country then accounted for about a third of global GDP, swatted him away: “Your sincere humility and obedience can clearly be seen,” he wrote to King George III, but we do not have “the slightest need for your country’s manufactures”. The British returned in the 1830s with gunboats to force trade open, and China’s attempts at reform ended in collapse, humiliation and, eventually, Maoism.

China has made an extraordinary journey along the road back to greatness. Hundreds of millions have lifted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hundreds of millions more have joined the new middle class. It is on the verge of reclaiming what it sees as its rightful position in the world.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is expanding and within a decade its economy is expected to overtake America’s. In his first weeks in power, the new head of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Xi Jinping, has evoked that rise with a new slogan which he is using, as belief in Marxism dies, to unite an increasingly diverse nation. He calls his new doctrine the “Chinese dream” evoking its American equivalent. Such slogans matter enormously in China (see article). News bulletins are full of his dream. Schools organise speaking competitions about it. A talent show on television is looking for “The Voice of the 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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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like people, should dream. But what exactly is Mr Xi’s vision? It seems to include some American-style aspiration, which is welcome, but also a troubling whiff of nationalism and of repackaged authoritarianism.

The end of ideology

Since the humiliations of the 19th century, China’s goals have been wealth and strength. Mao Zedong tried to attain them through Marxism. For Deng Xiaoping and his successors, ideology was more flexible (though party control was absolute). Jiang Zemin’s theory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said the party must embody the changed society, allowing private businessmen to join the party. Hu Jintao pushed the “scientific-development outlook”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o deal with the disharmony created by the yawning wealth gap.

Now, though, comes a new leader with a new style and a popular photogenic wife. Mr Xi talks of reform; he has launched a campaign against official extravagance. Even short of detail, his dream is different from anything that has come before. Compared with his predecessors’ stodgy ideologies, it unashamedly appeals to the emotions. Under Mao, the party assaulted anything old and erased the imperial past, now Mr Xi’s emphasis on national greatness has made party leaders heirs to the dynasts of the 18th century, when Qing emperors demanded that Western envoys kowtow (Macartney refused).

But there is also plainly practical politics at work. With growth slowing, Mr Xi’s patriotic doctrine looks as if it is designed chiefly to serve as a new source of legitimacy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Mr Xi’s first mention of his dream of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me in November in a speech at the national museum in Tiananmen Square, where an exhibition called “Road to Revival” lays out China’s suffering at the hands of colonial powers and its rescue by the Communist Party.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Xi

Nobody doubts that Mr Xi’s priority will be to keep the economy growing—the country’s leaders talk about it taking decades for their poor nation to catch up with the much richer Americans—and that means opening up China even more. But his dream has two clear dangers.

One is of nationalism. A long-standing sense of historical victimhood means that the rhetoric of a resurgent nation could all too easily turn nasty. As skirmishes and provocations increase in the neighbouring seas (see Banyan), patriotic microbloggers need no encouragement to demand that the Japanese are taught a humiliating lesson. Mr Xi is already playing to the armed forces. In December, on an inspection tour of the navy in southern China, he spoke of a “strong-army dream”. The armed forces are delighted by such talk. Even if Mr Xi’s main aim in pandering to hawks is just to keep them on side, the fear is that it presages a more belligerent stance in East Asia. Nobody should mind a confident China at ease with itself, but a country transformed from a colonial victim to a bully itching to settle scores with Japan would bring great harm to the region—including to China itself.

The other risk is that the Chinese dream ends up handing more power to the party than to the people. In November Mr Xi echoed the American dream, declaring that “To meet [our people’s] desire for a happy life is our mission.” Ordinary Chinese citizens are no less ambitious than Americans to own a home (see article), send a child to university or just have fun (see article). But Mr Xi’s main focus seems to be 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absolute claim on power. The “spirit of a strong army”, he told the navy, lay in resolutely obeying the party’s orders. Even if the Chinese dream avoids Communist rhetoric, Mr Xi has made it clear that he believes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because the Communist Party there strayed from ideological orthodoxy and rigid discipline. “The Chinese dream”, he has said, “is an ideal. Communists should have a higher ideal, and that is Communism.”

A fundamental test of Mr Xi’s vision will be his attitude to the rule of law. The good side of the dream needs it: the economy, the happiness of his people and China’s real strength depend on arbitrary power being curtailed. But corruption and official excess will be curbed only when the constitution become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party. This message was spelled out in an editorial in a reformist newspaper on January 1st, entitled “The Dream of Constitutionalism”. The editorial called for China to use the rule of law to become a “free and strong country”. But the censors changed the article at the last minute and struck out its title. If that is the true expression of Mr Xi’s dream, then China still has a long journey ahead.

From the print edition: Leaders

China's future: Xi Jinping and the Chinese dream | The Economist

The Big Mac Index goes to North Korea: Cheeseburger in Paradise Island | The Economist

巨无霸汉堡包指数

开放分类:指数经济经济学术语经济概念经济理论

巨无霸汉堡包指数又称巨无霸指数(Big Mac index),是国际经济学最古老的理论之一,它是一个非正式的经济指数,用以测量两种货币的汇率理论上是否合理。这种测量方法假定购买力平价理论成立,汇率由同一组商品的相对价格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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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 概念由来
3 地区差异
4 影响
5 风险
6 中国相关
7 观点评论

巨无霸汉堡包指数 - 概述

2巨无霸汉堡包指数

巨无霸汉堡包指数以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在各国的售价为基础,对各国货币购买力进行比较。

购买力平价的大前提为两种货币的汇率会自然调整至一水平,使一篮子货物在该两种货币的售价相同(一价定律)。在巨无霸指数,该一“篮子”货品就是一个在麦当劳连锁快餐店里售卖的巨无霸。选择巨无霸的原因是,巨无霸在多个国家均有供应,而它在各地的制作规格相同,由当地麦当劳的经销商负责为材料议价,这些因素使该指数能有意义地比较各国货币。

两国的巨无霸的购买力平价汇率的计算法,是以一个国家的巨无霸以当地货币的价格,除以另一个国家的巨无霸以当地货币的价格。该商数用来跟实际的汇率比较;要是商数比汇率为低,就表示第一国货币的汇价被低估了(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相反,要是商数比汇率为高,则第一国货币的汇价被高估了。

巨无霸汉堡包指数 - 概念由来

3巨无霸汉堡包指数

巨无霸汉堡包指数是由《经济学人》1986年9月推出,此后该报每年出版一次新的指数。该指数在英语国家里衍生了Burgernomics(汉堡包经济)一词。

用汉堡包测量购买力平价是有其限制的;比方说,当地税收、商业竞争力及汉堡包材料的进口税可能无法代表该国的整体经济状况。在许多国家,像在麦当劳这样的国际快餐店进餐要比在当地餐馆贵,而且不同国家对巨无霸的需求也不一样。例如在美国,低收入的家庭可能会一周几次在麦当劳进餐,但在马来西亚,低收入者可能从来就不会去吃巨无霸。尽管如此,巨无霸指数广为经济学家引述。

自首次公布以来,该指数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最爱吃的一道“食品”,这是因为麦当劳在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开有分店,大汉堡的组成原料和工序在世界各地基本没有变化,可以保证同质同量。而且大汉堡虽只是一件商品,却包含了多种原料和劳动,如面包、肉类、调料和人工制作,因此也可以把它的价格看作一种综合指数

巨无霸汉堡包指数 - 地区差异

据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发布的指数表明,“巨无霸”在美国平均售价为3.10美元,而在中国则售10.5元人民币(约合1.31美元),由此算来,1美元基本等价于3.39元人民币。《经济学人》杂志通过这一比较,计算出人民币被低估了58%。58个国家和地区的巨无霸价格转换为美元后,中国的售价最低,其次是马来西亚,为1.52美元,泰国居第三。相反,欧元英镑兑美元分别被高估22%和18%,瑞士和瑞典的货币就高估得更厉害了,其中挪威的汉堡最贵,每个卖到7.05美元。另一方面,虽然日元近期有所升值,但仍被低估28%。同时,所有新兴国家的货币均弱于美元。 

这些数字表明两件事。首先,亚洲各国央行仍在买进美元。其次,该地区尚未克服的一个关键漏洞:对美国消费者依赖成瘾。后一点意味着亚洲不能对此次危机自鸣得意。当然,巨无霸汉堡指数是一个晴雨表,其中一些将撤去。巨无霸指数用购买力平价表示全球麦当劳公司汉堡包的比较价格。这个想法是,美元应该购买所有国家同样数额的货币,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汇率应走向和一系列商品和服务均衡的价格水平。

巨无霸汉堡包指数 - 影响

许多人认为亚洲巨大的储蓄使其拥有相当大的超过美国优势。现实中,亚洲的国债迷恋比其长处有更多的弱点。亚洲已经让自己进入一个无法逃脱的安排之中。如果抛售国债,将失去数十亿国有资金并毁坏美国任何的复苏。政治意愿缺乏对经济的重组,以使经济摆脱出口转向国内需求。如中国,向其经济注入大约6000亿美元,结果取得惊人的7.9%的增长速度。尽管如此,在刺激国内需求上做的很少。刺激国民经济的不均衡性可能启动日本式坏账的阶段。

日本的境况不十分光明。几百亿美元的支出仅仅提供短期修正。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这笔钱将一点也不会使日本接近解决稳步失去的竞争力或人口老龄化。这只会给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增加本已艰巨的债务负担。因此,决策者们坚持一个十多年来创造奇迹的原则:限制汇率。目前(2009年)是有利于美国。美国需要亚洲的资金以资助其历史性的贷款飙升。这就是为什么亚洲购买美元存在强大惯性。 

巨无霸汉堡包指数 - 风险

一个被低估的风险是,对冲基金经理已经投注多年的美元崩溃。这种情况将推动汇率,并在亚洲扮演可怕的逆风角色。对欧洲来说可能是一个更直接的问题。2009年的巨无霸指数显示,挪威克朗被高估了72%,接下来是瑞士法郎(68%),丹麦克朗(55%)和瑞典克朗(38%)。 同时,在许多情况下,亚洲的汇率低于雷曼崩溃前水平。对增长最快的地区来说,短期是积极的,但长期是消极的。证明无处不在——即使是在汉堡。

巨无霸汉堡包指数 - 中国相关

中国一家基金公司天宏基金的报告认为,这些指数的偏离其实恰好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现状:食品纺织品家电产品等生活必需品相对便宜;国际名牌服装、皮具、化妆品、手表、家具、音响等奢侈品的价格则相对高昂。麦当劳在中国已经成为相对大众化的食品,而星巴克、ipod仍然是“小资”、“新生代”的代名词。因此,单一商品的价格并不能代表该货币真实的购买力。

如果要用食品来算,恩格尔系数倒相对更合理一些。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基本在6%-15%之间。2006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城镇居民家庭为35.8%,这表明中国居民在消费支出中食品所占比例仍相对较高。这说明中国依旧是“民以食为天”,当然,这“食”不是巨无霸,而是白米饭和大馒头,要不然,猪肉价格上涨几块钱也不会成了大新闻。

巨无霸汉堡包指数 - 观点评论

1、用汉堡包来判定汇率,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因为汉堡包是贸易商品 (exchanged googds)。比起非贸易商品而言(例如房子之类),在发展中国家贸易商品的发展要快得多。所以用汉堡包来衡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汇率水平,显然失之偏颇。另外,即使不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异,由于不同国家之间消费者对待商品的偏好是不一致的,这也会导致价格的“虚假”。对于非完全浮动汇率的国家,这种指数也是偏离实际均衡的。

2、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并不觉得巨无霸是一道美餐,每次《经济学人》更新大汉堡指数时,总有人抱怨汉堡经济学没有去掉芥菜味。在他们看来,大汉堡指标其实非常片面,因为汉堡只是快餐中的一种食品,而快餐只是国民食物支出中的一小部分,而食物支出在发达国家仅占较少比重。小小汉堡并不能起到一叶知秋的作用。但如果某些国家的经济水平、文化背景、消费习惯差别不太,大汉堡指数还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汇率的变动趋势的。

The Big Mac Index goes to North Korea

Cheeseburger in Paradise Island
Jun 20th 2013, 3:59 by H.T. | PYONGYANG

    惊喜是不是到朝鲜的游客很可能经常遇到。指南,精心策划的行程,通常竭尽全力,以避免意外的刷与普通的朝鲜人,无论他们是卖衣服或玉米的妇女在当地的夜飞“青蛙市场”,或在当地酒吧喝酒的男人。这是一个耻辱,因为这样的遭遇,帮助一个知之甚少的人,人性化:例如,一个23岁的朝鲜腼腆地告诉我们,她是糊涂,这可能进一步去破坏定型比她与布拉德·皮特最近访问所能想象。令人高兴的是,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要突破这种不信任的厚厚的面纱,以促进真正的参与与民主人民共和国(朝鲜)。总部设在新加坡的朝鲜王朝交流,促进人民对高飞扬的年轻专业人士和官僚朝鲜和外面的世界的人们之间的接触,是其中之一。 *近日,我前往平壤,与他们举行讨论经济与财政部和央行的成员。从开始到结束,我接触那些我处理离开我吃惊。偶尔,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起初,它是很难知道什么使朝鲜的金融机构。超出了我的酒店,新的中央银行,高约20层,正在兴建的大同河的河岸上。在我到达之前有人告诉我可能是杜撰的故事,中央银行家们自己做的建设工作。在一个外墙被漆成劝告的工作要做“一口气”,即一个口号,很快就完成了,像军事行动。随着货币翻滚,通胀上升和增长停滞,这战斗口号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经济学。金正云年轻的独裁者,劝勉:“让我们征服的行业,像我们征服了空间,指的是去年12月的臭名昭著的卫星发射。所以,当我把我的地方,傣族人民大学习厅,盯着几十个表情严肃的经济决策者在厚厚的大衣,围巾和手套,我还以为是国家规划革命面临的冲锋队。我支撑一个非常艰难的时间。
    然而,而不是超过经济学家的看法,世界经济挑战我,他们抽我的事实确凿的事实。每个会话结束时,交付的票据对我来说,无论是在英语或通过我的翻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我猜测)可能是有用的朝鲜几乎绝望的需求案例研究。这导致了一种微妙的舞蹈,因为该国自身的经济问题的讨论是严格的禁忌。自己似乎说了很多:“你最好告诉我们更详细的消息,强烈措辞”一说。 “我们希望更真实的例子,”另一个说。的问题,很多的话题集中在通货膨胀和货币稳定计划,地方当局的关注。 “你是如何平衡通胀和经济增长”一说。 “什么是最佳的通胀率?什么是理想的通胀目标水平,“另一个说。另一个说:“我在现实震撼般的计划,以减少在1995年墨西哥通货膨胀很感兴趣。例如,它是怎么锚定通胀预期?“不止一次,我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有访问互联网,他们可以找出这样的问题本身的答案。这旁门左道的建议通常是会见两眼发直。但他们没有他们的理论知识不足,连我自己(非经济学家)解释:一旦能够提高我解释通货膨胀的成因。
    我去朝鲜武装我自己的一些旁门左道的工具。举例来说,我认为“经济学人”巨无霸指数的幻灯片将娱乐,不只是为了引起讨论购买力平价,但更多的讨论汉堡。 (如果你相信的每日快速,运行平壤唯一的汉堡酒吧的女人是金正日的阿姨,和汉堡被称为“剁碎的肉和面包”。)金正日的父亲,金正日警惕的目光下,和他的祖父金日成,我提出的巨无霸指数(见下图)。确实有麦当劳的一个简短的讨论。但挤入更为有趣的是,中国的货币是否高估或低估的。
    这家安静的货币和通胀的迷恋是可以理解的。在朝鲜生活的特殊性之一是普通人如何管理求生存,甚至在比较繁华的首都,在牙齿的一种有害的,事实上的双货币系统。据官方统计,在我住的酒店是100韩元对美元汇率。在超市里卖的一切从乒乓球拍内衣浴室套房(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一个女人在我面前让我震惊由剥落结帐票据110000韩元。这时我才意识到,她(灰色市场)汇率,固定在一个不显眼的窗口后面结帐,为8000韩元对美元。进口危地马拉咖啡一杯,可能会花费几元钱,我和她。但一个大学讲师,我跟,它会代表超过一个月的薪水的官方汇率使用韩元,他赢得。难怪他可以不记得上一次他带着一个女孩出去约会。他说,他非常感谢物资交给居委会,使人们能够得到如此低的工资制度。但那些谁能够获得美元,因此可以买到便宜的咖啡,酒精,寿司,牛排和汽车,和那些谁不之间的不平等,是比大同河更宽。很多人在我的讲座耙薄(虽然妇女们穿着无可挑剔)。我无法找出他们吃什么,吃午饭,因为我们没有一起吃。
    毫无疑问,参加研讨会的部分特权的精英,但没有特权。他们穿着沉重的冬季齿轮在春末,因为他们简直冰寒通过讲座,因为他们坐在海绵体大厅。只有我获得了一笔小额加热器要注意保暖,这是隐藏背后的讲台。一名成员的观众谁不知道我有这个特权来告诉我,我应该穿上外衣,而我给了我的演讲。她也给我带来了杯热茶。有些人似乎警惕直接对我说话。这种微妙的姿态,更加动人。
    学员们也没有像龊作为蠢事朝鲜建议。在我的最后一天,我发明了一种游戏,使我们能够讨论朝鲜这样的国家的经济问题,而它实际上是朝鲜。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ParadiseIsland”,面临货币危机,通胀猖獗,境况不佳的国有工业,商品价格下跌,以及渐远的北方邻居。它可能是古巴。它也可能是朝鲜。人们分成小组,并告诉岛上的排序问题。然后,他们不得不提名一名发言人解释,在英语,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怎样做。
    他们的反应会作出IMF自豪的。第一发言人建议国有企业私有化,提高硬通货,促进竞争以提高效率。她的小组提出了提高利率来吸引外来投资。它认为时间的工作力量,以减轻紧缩政策的后果。另一组建议,增值原料,把它们变成理想的成品。第三个建议把在多边机构来帮助通过紧缩驱动器的潮人。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最重要的,我感到非常震惊如何自由和轻松,他们讲出来。一个年轻人来找我算账,并开玩笑说:“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是多么会享受我自己的国家。”这种互动作为一个惊人的提醒是多么宝贵,利用人民对人民的交流与无赖国家像朝鲜可以。任何人(接入互联网)可以到达朝鲜时代Exchange联机。
    *我的访问是在3月下旬,但由于写关于朝鲜的敏感性,刊发这篇文章被推迟了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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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ǐchū, tā shì hěn nán zhīdào shénme shǐ cháoxiǎn de jīnróng jīgòu. Chāochūle wǒ de jiǔdiàn, xīn de zhōngyāng yínháng, gāo yuē 20 céng, zhèngzài xīngjiàn de dàtóng hé de hé'àn shàng. Zài wǒ dàodá zhīqián yǒurén gàosu wǒ kěnéng shì dùzhuàn de gùshì, zhōngyāng yínháng jiāmen zìjǐ zuò de jiànshè gōngzuò. Zài yīgè wài qiáng bèi qī chéng quàngào de gōngzuò yào zuò “yī kǒuqì”, jí yīgè kǒuhào, hěn kuài jiù wánchéngle, xiàng jūnshì xíngdòng. Suízhe huòbì fāngǔn, tōngzhàng shàngshēng hé zēngzhǎng tíngzhì, zhè zhàndòu kǒuhào yuè lái yuè duō dì yìngyòng dào jīngjì xué. Jīnzhèng yún niánqīng de dúcái zhě, quànmiǎn:“Ràng wǒmen zhēngfú de hángyè, xiàng wǒmen zhēngfúle kōngjiān, zhǐ de shì qùnián 12 yuè de chòumíng zhāozhù de wèixīng fāshè. Suǒyǐ, dāng wǒ bǎ wǒ dì dìfāng, dǎizú rénmín dà xuéxí tīng, dīngzhe jǐ shí gè biǎoqíng yánsù de jīngjì juécè zhě zài hòu hòu de dàyī, wéijīn hé shǒutào, wǒ hái yǐwéi shì guójiā guīhuà gémìng miànlín de chōngfēng duì. Wǒ zhīchēng yīgè fēicháng jiānnán de shíji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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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ǒ qù cháoxiǎn wǔzhuāng wǒ zìjǐ de yīxiē pángménzuǒdào de gōngjù. Jǔlì lái shuō, wǒ rènwéi “jīngjì xué rén” jù wú bà zhǐ shǔ de huàndēng piàn jiāng yúlè, bù zhǐshì wèile yǐnqǐ tǎolùn gòumǎilì píngjià, dàn gèng duō de tǎolùn hànbǎo. (Rúguǒ nǐ xiāngxìn de měi rì kuàisù, yùnxíng píngrǎng wéiyī de hànbǎo jiǔbā de nǚrén shì jīn zhèng rì de āyí, hé hànbǎo bèi chēng wèi “duò suì de ròu huò miànbāo”.) Jīn zhèng rì de fùqīn, jīn zhèng rì jǐngtì de mùguāng xià, hé tā de zǔfù Jīn rì chéng, wǒ tíchū de jù wú bà zhǐshù (jiàn xià tú). Quèshí yǒu màidāngláo de yīgè jiǎnduǎn de tǎolùn. Dàn jǐ rù gèng wèi yǒuqù de shì, zhōngguó de huòbì shìfǒu gāo gū huò dīgū de.
    Zhè jiā ānjìng de huòbì hé tōngzhàng de míliàn shì kěyǐ lǐjiě de. Zài cháoxiǎn shēnghuó de tèshū xìng zhī yī shì pǔtōng rén rúhé guǎnlǐ qiú shēngcún, shènzhì zài bǐjiào fánhuá de shǒudū, zài yáchǐ de yī zhǒng yǒuhài de, shìshí shàng de shuāng huòbì xìtǒng. Jù guānfāng tǒngjì, zài wǒ zhù de jiǔdiàn shì 100 hányuán duì měiyuán huìlǜ. Zài chāoshì lǐ mài de yīqiè cóng pīngpāng qiúpāi nèiyī yùshì tàofáng (suǒyǒu cóng zhōngguó jìnkǒu de), yīgè nǚrén zài wǒ miànqián ràng wǒ zhènjīng yóu bōluò jié zhàng piàojù 110000 hányuán. Zhè shí wǒ cái yìshí dào, tā (huīsè shìchǎng) huìlǜ, gùdìng zài yīgè bù xiǎnyǎn de chuāngkǒu hòumiàn jié zhàng, wèi 8000 hányuán duì měiyuán. Jìnkǒu wēidìmǎlā kāfēi yībēi, kěnéng huì huāfèi jǐ yuán qián, wǒ hé tā. Dàn yīgè dàxué jiǎngshī, wǒ gēn, tā huì dàibiǎo chāoguò yīgè yuè de xīnshuǐ de guānfāng huìlǜ shǐyòng hányuán, tā yíngdé. Nánguài tā kěyǐ bù jìde shàng yīcì tā dàizhe yīgè nǚhái chūqù yuēhuì. Tā shuō, tā fēicháng gǎnxiè wùzī jiāo gěi jūwěihuì, shǐ rénmen nénggòu dédào rúcǐ dī de gōngzī zhìdù. Dàn nàxiē shuí nénggòu huòdé měiyuán, yīncǐ kěyǐ mǎi dào piányi de kāfēi, jiǔjīng, shòusī, niúpái hé qìchē, hé nàxiē shuí bù zhī jiān de bù píngděng, shì bǐ dàtóng hé gèng kuān. Hěnduō rén zài wǒ de jiǎngzuò bà báo (suīrán fùnǚmen chuānzhuó wú kě tiāotì). Wǒ wúfǎ zhǎo chū tāmen chī shénme, chī wǔfàn, yīnwèi wǒmen méiyǒu yīqǐ chī.
    Háo wú yíwèn, cānjiā yántǎo huì de bùfèn tèquán de jīngyīng, dàn méiyǒu tèquán. Tāmen chuānzhuó chénzhòng de dōngjì chǐlún zài chūn mò, yīnwèi tāmen jiǎnzhí bīng hán tōngguò jiǎngzuò, yīnwèi tāmen zuò zài hǎimián tǐ dàtīng. Zhǐyǒu wǒ huòdéle yī bǐ xiǎo é jiārè qì yào zhùyì bǎonuǎn, zhè shì yǐncáng bèihòu de jiǎngtái. Yī míng chéngyuán de guānzhòng shuí bù zhīdào wǒ yǒu zhège tèquán lái gàosu wǒ, wǒ yīnggāi chuān shàng wàiyī, ér wǒ gěile wǒ de yǎnjiǎng. Tā yě gěi wǒ dài láile bēi rè chá. Yǒuxiē rén sìhū jǐngtì zhíjiē duì wǒ shuōhuà. Zhè zhǒng wéimiào de zītài, gèngjiā dòngrén.
    Xuéyuánmen yě méiyǒu xiàng chuò zuòwéi chǔnshì cháoxiǎn jiànyì. Zài wǒ de zuìhòu yītiān, wǒ fāmíngliǎo yī zhǒng yóuxì, shǐ wǒmen nénggòu tǎolùn cháoxiǎn zhèyàng de guójiā de jīngjì wèntí, ér tā shíjì shang shì cháoxiǎn. Tā shèjí dào yīgè guójiā, de “ParadiseIsland”, miànlín huòbì wéijī, tōngzhàng chāngjué, jìngkuàng bù jiā de guóyǒu gōngyè, shāngpǐn jiàgé xiàdié, yǐjí jiàn yuǎn de běifāng línjū. Tā kěnéng shì gǔba. Tā yě kěnéng shì cháoxiǎn. Rénmen fēnchéng xiǎozǔ, bìng gàosu dǎo shàng de páixù wèntí. Ránhòu, tāmen bùdé bù tímíng yī míng fāyán rén jiěshì, zài yīngyǔ, rúguǒ kěnéng dehuà, yīnggāi zěnyàng zuò.
    Tāmen de fǎnyìng huì zuòchū IMF zìháo de. Dì yī fà yán rén jiànyì guóyǒu qǐyè sīyǒu huà, tígāo yìng tōnghuò, cùjìn jìngzhēng yǐ tígāo xiàolǜ. Tā de xiǎozǔ tíchūle tígāo lìlǜ lái xīyǐn wàilái tóuzī. Tā rènwéi shíjiān de gōngzuò lìliàng, yǐ jiǎnqīng jǐnsuō zhèngcè de hòuguǒ. Lìng yī zǔ jiànyì, zēngzhí yuánliào, bǎ tāmen biàn chéng lǐxiǎng de chéngpǐn. Dì sān gè jiànyì bǎ zài duōbiān jīgòu lái bāngzhù tōngguò jǐnsuō qūdòngqì de cháo rén. Wǒ jiǎnzhí bù gǎn xiāngxìn wǒ suǒ tīng dào de. Zuì zhòngyào de, wǒ gǎndào fēicháng zhènjīng rúhé zìyóu hé qīngsōng, tāmen jiǎng chūlái. Yīgè niánqīng rén lái zhǎo wǒ suànzhàng, bìng kāiwánxiào shuō:“Wǒ cónglái méiyǒu yìshí dào wǒ shì duōme huì xiǎngshòu wǒ zìjǐ de guójiā.” Zhè zhǒng hùdòng zuòwéi yīgè jīngrén de tíxǐng shì duōme bǎoguì, lìyòng rénmíng duì rénmín de jiāoliú yǔ wúlài guójiā Xiàng cháoxiǎn kěyǐ. Rènhé rén (jiē rù hùliánwǎng) kěyǐ dàodá cháoxiǎn shídài Exchange liánjī.
    *Wǒ de fǎngwèn shì zài 3 yuè xiàxún, dàn yóuyú xiě guānyú cháoxiǎn de mǐngǎn xìng, kān fā zhè piān wénzhāng bèi tuīchíle jǐ gè yu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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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ENDIPITY is not something the visitor to North Korea is likely to encounter often. Guides, with carefully planned itineraries, usually go to great lengths to avoid accidental brushes with ordinary North Koreans, whether they be women selling clothes or maize in the local fly-by-night “frog markets”, or men drinking in local bars. It is a shame, because such encounters help humanise a poorly understood people: for instance, on a recent visit one 23-year-old North Korean told us shyly that she was besotted with Brad Pitt, which probably went further in busting stereotypes than she could have imagined. Happily, some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re managing to break through this thick veil of mistrust to foster real engagement with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 Singapore-based Choson Exchange, which promotes people-to-people contact between high-flying young professionals and bureaucrats of the DPRK and the outside world, is one. Recently*, I travelled to Pyongyang with them to hold discussions on economics with members of the finance ministry and central bank. From beginning to end, my contacts with those I dealt with left me surprised. Occasionally, I was deeply impressed.

At first, it is hard to know what to make of the North Korean financial authorities. Outside my hotel, a new central bank, about 20 storeys high, was being built on the banks of the Taedong river. Before I arrived I was told the probably apocryphal story that the central bankers themselves were doing the construction work. On one outside wall was painted a slogan exhorting the work to be done “in one breath”—ie, finished quickly, like a military campaign. With the currency tumbling, inflation rising, and growth stagnant, this battle cry is increasingly applied to economics. “Let us conquer industry like we conquered space,” exhorts Kim Jong Un, the youthful dictator, referring to last December’s infamous satellite launch. So when I took my place at the dais in the Grand People’s Study Hall, staring at a few dozen stern-faced economic policymakers in thick coats, scarves and gloves, I thought I was facing the storm troopers of the state-planning revolution. I braced for a very hard time.

However, instead of challenging me over The Economist’s view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y pumped me for facts—hard facts. Each session ended with notes delivered to me either in English or via my interpreter, with almost desperate demands for case stud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at (I surmised) could be useful for the DPRK. This led to a delicate dance, because discussion of the country’s own economic problems was strictly taboo. The strong wording of the messages themselves seemed to say a lot: “You better tell us in more detail,” said one. “We want more real examples,” said another. The topic of the questions—many focused on inflation and currency-stabilisation plans—indicated where the authorities’ concerns lay. “How do you balance inf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said one. “What is the optimum inflation rate? What is the ideal level for inflation targeting,” said another. Another: “I’m interested in the real shock-like plan to reduce Mexican inflation in 1995. For example, how did it anchor inflation expectations?” More than once, I told them that if only they had access to the internet, they could find out the answer to such questions themselves. That heretical suggestion was usually met with a blank stare. But they had no shortage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bout them: once, even my own (non-economist) interpreter was able to improve on my explanation of the causes of inflation.

I went to North Korea armed with some heretical tools of my own. For example, I thought a slide of The Economist’s Big Mac Index would be entertaining, not just to elicit a discussion on purchasing-power parity, but more to discuss burgers. (If you believe the Daily Express, the woman who runs Pyongyang’s only burger bar is Mr Kim’s aunt, and the burgers are called “minced meat and bread”.) Under the watchful gaze of Mr Kim’s father, Kim Jong Il, and his grandfather, Kim Il Sung, I presented the Big Mac Index (see picture below). There was indeed a brief discussion about McDonald’s. But far more interesting for the boffins was whether China’s currency was over- or undervalued.

This quiet obsession with currencies and inflation is understandable. One of the peculiarities of life in North Korea is how ordinary people manage to survive, even in the relatively prosperous capital, in the teeth of a pernicious, de facto dual-currency system. Officially, the exchange rate in my hotel was 100 won to the dollar. At a supermarket selling everything from ping-pong bats to lingerie to bathroom suites (all imported from China), a woman in front of me shocked me by peeling off 110,000 won in notes at the checkout. Then I realised that her (grey-market) exchange rate, secured at a discreet window behind the checkout, was 8,000 won to the dollar. A cup of (imported Guatemalan) coffee may cost a few dollars to me—and her. But to one university lecturer that I talked to, it would represent more than a month’s salary at the official exchange rate—using the won that he earns. No wonder he could not remember the last time he took a girl out on a date. He said he was very grateful to the regime for the supplies handed out by neighbourhood committees, which enabled people to get by with such low salaries. But the inequality between those who have access to dollars, and hence can buy cheap coffee, alcohol, sushi, steak and cars, and those who don’t, is wider than the Taedong river. Many people in my lectures were rake-thin (though the women were impeccably dressed). I could not find out what they ate for lunch, because we were not allowed to eat together.

Without a doubt, the seminar’s participants were part of a privileged elite—but not that privileged. They wore heavy winter gear in late spring because they were literally freezing cold in the cavernous hall as they sat through the lectures. Only I was given a small heater to keep warm, which was hidden behind the dais. One member of the audience who did not realise I had this privilege came up to tell me that I should put on a coat while I gave my lecture. She also brought me glasses of hot tea. Some people seemed wary of talking to me directly. That made such subtle gestures all the more touching.

The participants were also nothing like as small-minded as parodies of North Koreans suggest. On my last day, I invented a game to enable us to discuss 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a country like North Korea, without it actually being the DPRK. It involved a country, “ParadiseIsland”, facing a currency crisis, rampant inflation, ailing state-owned industries, falling commodity prices, and an increasingly distant neighbour to the north. It could have been Cuba. It could also have been North Korea. People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nd told to sort the island’s problems out. They then had to nominate a spokesman to explain, in English if possible, what should be done.

Their responses would have made the IMF proud. The first spokeswoman suggested privatisation of the state-owned companies, to raise hard currency, and to foster competition to improve efficiency. Her group proposed raising interest rates to attract inward investment. It argued for time, to mitigate the consequences of austerity on the work force. Another group suggested adding value to the raw materials, by turning them into desirable finished products. A third suggested bringing i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to help tide people through the austerity drive. I could hardly believe what I was hearing. Not least, I was shocked at how freely and easily they were speaking out. One young man approached me afterwards, and joked: “I never realised how much I would enjoy running my own country.” Such interactions serve as a stunning reminder of how valuable, and under-exploite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with pariah states like North Korea can be. Anyone (with access to the internet) can reach Choson Exchange online.

* My visit was in late March, but because of the sensitivity of writing about North Korea, publication of this post was delayed for a few months.

The Big Mac Index goes to North Korea: Cheeseburger in Paradise Island | The Economist

平壤首家美式快餐店生意火 汉堡可乐全改名(图)-朝鲜-北方网-新闻中心

 

平壤首家美式快餐店生意火 汉堡可乐全改名(图)

http://www.enorth.com.cn  2009-10-13 11:49

顾客在三台星快餐店购买快餐,这里的可口可乐被称为“碳酸糖水”。

  朝鲜首都平壤首家美式快餐店因为生意太兴隆,开业仅仅5个月,现在就着手准备开设第二家分店!

  快餐店的56岁新加坡投资者帕特里克·苏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本月将第四次到平壤,探讨开设分店的可行性。如果一切顺利,新的分店将在明年初开始营业。苏先生持有美国华芙堡(Waffletown)快餐连锁店的经营权,在亚洲好几个国家开设快餐店。他今年5月获得朝鲜当局颁发经营执照,在平壤开设名为三台星(Samtaesong)的快餐店。

  为了淡化美国色彩,快餐店的招牌菜——汉堡包,被改称为“面包夹碎牛肉”,售价介于1.77美元到2.5美元,但每天能售出约300个。可口可乐也被改名为“碳酸糖水”。此外,薯条、炸鸡、比利时华芙、热狗等快餐店美食都可在该店里找到。女服务员的胸前都戴着金日成徽章。

  对于经常闹饥荒的朝鲜而言,这家店里的食物都十分昂贵,价位超过了他们每日薪水的一半,但这并没有阻止苏先生的发展计划。他说,第一家店开业后就吸引了当地人和附近大学的中国、俄罗斯籍学生前去光顾。该店靠近地铁站和几所大学,面积为246平方米。

  而随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朝的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克里斯汀·郭也在文章中形容,该店没挂英语或朝鲜文字招牌,只是在一层入口处的小灯箱上贴着汉堡包和薯条的照片。她还称,在朝鲜上网实在太昂贵,如果上网向香港发送温家宝和金正日握手的5分钟视频,需要支付23.3472万港币,而且只有在特别指定的酒店内才可以上网,传送一张照片需要456港币,发送一封邮件需要22.8港币。

图为朝鲜厨师正在制作比萨饼。新华社发

图为该餐馆制作的比萨饼。新华社发

图为朝鲜厨师正在制作比萨饼。新华社发

  朝鲜新变化

  金正日下令在朝鲜开设首家意大利餐厅

  中新网3月16日电据星岛日报网16日援引外电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日下达命令,要在首都平壤开设朝鲜首家意大利餐厅,让人民享用闻名世界的意式美食。

  报社设在日本东京的《朝鲜新报》(Choson Sinbo)报道称,一间意式餐厅的经理称,朝鲜厨师多番尝试炮制意大利菜肴失败后,金正日于去年安排朝鲜厨师到那不勒斯及罗马,学习烹调真正的意式薄饼及面食。餐厅经理忆述金正日的话称:“我们的人们应获准享受这种世界知名美食。”《朝鲜新报》又表示,朝鲜政府又特别为餐厅从意大利购买面粉、牛油及芝士等食材。

图为平壤市民在该餐馆就餐。

  朝鲜再播电视广告高丽参和著名餐馆上镜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李秋恒报道韩国统一部称,继7月播出首个啤酒广告后,朝鲜近日又播出了更多电视广告,其中包括一家著名餐厅的广告。

  据法新社1日报道,据报道,8月7日,朝鲜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高丽参广告,宣传了产品对健康的好处,并配以爱国口号“我们的荣耀,开城高丽参!”

  8月9日,朝鲜中央电视台播出“宇宙牌”(Cosmos)发卡广告。

  8月29日,朝鲜中央电视台还为平壤著名的“玉流馆”餐馆播出了广告,宣传其“鹌鹑料理”。

  广告称“鹌鹑料理”可以有助于减轻压力、对视力不好和消化不良的人都有好处。

  朝鲜电视台7月播放了“大同江”啤酒广告。按韩国统一部一名官员的说法,这是朝鲜首次播出类似电视广告。朝鲜《统一新报》称,自广告播出后,对大同江啤酒的需求量直线上升,广告语“啊,真凉爽!大同江啤酒”也成了平壤街头家喻户晓“名言”。 (来源:环球时报)

  朝鲜允许女性穿裤子但不提倡穿喇叭裤

  四川新闻网8月20消息据韩联社19日报道,一贯限制女性穿裤子、提倡穿裙子的朝鲜似乎开始允许女性穿裤子。

  报道说,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最近在题为《穿着应方便且好看》的报道中,建议女性们穿“端正的裤子”,并一条一条列举了可以穿的裤子和不该穿的裤子,称“紧贴在女性下身的裤子和喇叭裤不是我们提倡的款式。”综合

平壤首家美式快餐店生意火 汉堡可乐全改名(图)-朝鲜-北方网-新闻中心

GSM: l’Union Européenne va mettre fin au roaming d’ici le 1er juillet 2014 - lameuse.be

 

GSM: l'Union Européenne va mettre fin au roaming d'ici le 1er juillet 2014

Gr.I.

Alors que les tarifs de roaming diminuent depuis six ans et diminueront encore le 1er juillet 2013, les 27 commissaires membres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viennent de voter pour la suppression des frais d’itinérance en Europe d’ici le 1er juillet 2014, selon The Telegraph.

<br />La commissaire chargée de la société numérique Neelie Kroes.<br />

EPA

La commissaire chargée de la société numérique Neelie Kroes.

Depuis six ans, l’Union Européenne diminue les coûts de roaming, soit les frais de téléphonie mobile pour les utilisateurs à l’étranger. Tous les six mois, ces tarifs diminuent, passant par exemple de 70 centimes par mégaoctet en 3G, en juillet 2012, à 45 centimes en juillet prochain.

Mais selon le quotidien The Telegraph,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 décidé d’aller plus loin en votant pour la suppression du roaming dès le 1er juillet 2014. Une proposition de texte va désormais être présentée devant le Parlement Européen.

Ces tarifs d’itinérance ont cependant une raison : il s’agit en fait des frais demandés par l’opérateur étranger à l’opérateur d’origine de l’usager. Du coup, les opérateurs pourraient augmenter les tarifs de leurs abonnements pour éviter un manque à gagner trop important. Affaire à suivre, en juillet 2014.

GSM: l’Union Européenne va mettre fin au roaming d’ici le 1er juillet 2014 - lameuse.be

Elle tabasse la maîtresse de son mari et... la jette du haut d’une falaise (vidéo) - lameuse.be

 

Elle tabasse la maîtresse de son mari et... la jette du haut d'une falaise (vidéo)

Rédaction en ligne

Lisset Lupo Mamani est une femme mariée... qui ne supporte pas être trompée ! Sandra Bruna Morales en a fait les frais..

Sandra avait un rendez-vous avec le mari de Lisset... Mais cette dernière les a surpris. Une scène qui s’est déroulée au Pérou... et qui a été filmée par les caméras de surveillance.

Sur les images, on voit donc Lisset qui donne plusieurs coups à la maîtresse... avant de la traîner, en la tirant par les cheveux, vers le sommet de la falaise... La dame a fait une belle chute de 15 mètres.

Elle ne souffrait que de légères blessures !

Elle tabasse la maîtresse de son mari et... la jette du haut d’une falaise (vidéo) - lameuse.be

金正恩视察平壤食品厂 女员工激动落泪 - 图说海外 - 铁血社区

 

金正恩视察平壤食品厂 女员工激动落泪

文章提交者:中国ufo001 加贴在 图说海外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206-0-1.html

据朝中社6月8日消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平壤基础副食品厂。图片显示金正恩在现场被女员工围拥,许多女员工激动落泪。

金正恩视察平壤食品厂 女员工激动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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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视察平壤食品厂 女员工激动落泪

金正恩视察平壤食品厂 女员工激动落泪

金正恩视察平壤食品厂 女员工激动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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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espèces éteintes de tortues prêtes à ressusciter

 

20/06/13 - 14h46 (actualisé à 15h13) -

Galapagos

Des espèces éteintes de tortues prêtes à ressusciter

Une tortue géante dans un élevage du parc national des îles Galapagos, en Equateur, le 4 juin 2013 © AFP Rodrigo Buendia Une tortue géante dans un élevage du parc national des îles Galapagos, en Equateur, le 4 juin 2013 © AFP Rodrigo Buendia

Photos

Puerto Ayora (Equateur) (AFP) - On les avait cru disparues à jamais, mais la science veut faire ressusciter des espèces de tortues géantes dans les îles paradisiaques des Galapagos, à 1.000 kilomètres des côtes de l'Equateur.

De nouvelles techniques de reproduction en captivité vont peut-être redonner vie à ces reptiles qui ont inspiré la théorie de l'évolution au célèbre naturaliste britannique Charles Darwin, lors de sa visite dans l'archipel en 1835.

Réserve naturelle isolée dans l'océan Pacifique, les îles Galapagos, sont célèbres pour les espèces endémiques qui s'y sont développées protégées par l'isolement: chaque île renferme sa faune spécifique.

Des recherches récentes ont permis de découvrir dans l'île Isabela, aux alentours du volcan Wolf, 17 tortues géantes hybrides ayant un patrimoine génétique très proche (jusqu'à 80% de gènes en commun) de l'espèce éteinte de l'île Pinta, ainsi que quelque 280 tortues ayant un patrimoine génétique proche (jusqu'à 90% de gènes en commun) de la tortue de l'île Floreana, elle aussi disparue.

"Cela nous ouvre la possibilité de ressusciter, littéralement, des espèces qu'on considérait comme éteintes", affirme à l'AFP Washington Tapia, responsable de l'unité de recherche appliquée au sein du Parc national des Galapagos (PNG).

Ces îles, classées au Patrimoine mondial de l'humanité de l'Unesco, abritent pas moins de 1.500 espèces végétales et 500 animales, dont près de 30.000 à 40.000 tortues géantes, pouvant atteindre un 1m80 de diamètre et vivre jusqu'à 180 ans.

"Georges le Solitaire", une tortue centenaire de l'île Pinta, décédée le 24 juin 2012, était considérée comme le dernier survivant de son espèce (Chelonoidis abigdoni), avant qu'une étude de l'université américaine Yale ne démontre, six mois plus tard, l'existence d'autres animaux de la même ascendance près du volcan Wolf.

Parti aux Etats-Unis pour y être embaumé, "Georges" reviendra en mars 2014 aux Galapagos comme la pièce majeure d'un musée dédié aux tortues. Avant le décès de cet animal, découvert en 1971, les chercheurs avaient tenté en vain d'obtenir sa reproduction pendant des dizaines d'années et contacté tout aussi vainement des zoos du monde entier pour trouver un spécimen similaire.

Les scientifiques font ainsi mentir la théorie de Darwin sur la sélection naturelle en redonnant vie, par la science, à des espèces, qui ne se sont pas adaptées à leur environnement.

Pour ce nouveau projet de renaissance de sa lignée, les scientifiques de l'archipel vont sélectionner parmi les tortues hybrides qui ont été découvertes celles dont l'ADN est le plus proche des espèces rares, mais, à cause de la lenteur qui caractérise les tortues pour la reproduction autant que pour la marche, il faudra s'armer de patience.

"Nous ne serons pas là pour le voir", sourit M. Tapia, en soulignant que l'éventuel succès du processus ne pourra être évalué avant au moins un siècle, puisqu'une tortue géante de ce type n'atteint sa maturité sexuelle qu'entre 20 et 25 ans pour les femelles et entre 25 et 30 ans pour les mâles.

La méthode de reproduction artificielle vise à obtenir des tortues ayant un ADN identique à 95% aux anciennes espèces. Pour le cas précis de "Georges", le chercheur équatorien n'exclut pas "la possibilité, même lointaine, d'obtenir un père pur", c'est-à-dire doté du même patrimoine génétique.

Dans des conditions naturelles, une tortue ne pond que deux fois par an et l'éclosion des oeufs intervient huit mois après leur conception. En captivité, il est possible de réduire ce délai de moitié en contrôlant la température, qui a, en outre, un effet direct sur le sexe de l'animal. Il faut les conserver à 28 degrés pour un mâle, contre 29,5 degrés pour les femelles.

Mais depuis plus d'un an, 92 spécimens d'une autre espèce de tortue de l'île de Floreana sont ainsi nées en captivité. L'objectif est de les réintroduire ensuite dans leur milieu naturel afin de rétablir la dynamique de l'écosystème qui a pâti à la fois de leur absence et de l'introduction d'autres espèces animales.

Après avoir constitué un mets de choix pour les pirates qui écumaient la région durant les XVIIIe et XIXe siècles, nombre de tortues vivant en liberté ont été chassées par des prédateurs naturels, dont des milliers de rongeurs s'attaquant à leurs nids.

Outre les espèces rares, objet de ce projet spécial de reproduction, l'archipel des Galapagos a impulsé dès les années 60 un programme d'élevage de reptiles en captivité, notamment à Puerto Ayora, la capitale de l'île Santa Cruz.

Des espèces éteintes de tortues prêtes à ressusciter

金正恩观看牡丹峰乐团演出后陷入矛盾 - 环球风云 - 铁血社区

 

金正恩观看牡丹峰乐团演出后陷入矛盾

文章提交者:依然是中国心 加贴在 环球风云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33-0-1.html

金正恩观看牡丹峰乐团演出后陷入矛盾

金正恩观看牡丹峰乐团演出后陷入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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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观看牡丹峰乐团演出后陷入矛盾

金正恩观看牡丹峰乐团演出后陷入矛盾

《每日新闻》12月5日报道称,今年7月朝鲜牡丹峰乐团演奏美国电影《ROCKY》的主题曲等西方音乐时,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正恩曾陷入了“变化”与“保守”两难抉择的深深矛盾。

《每日新闻》独家获取的内部发言录显示,金正恩第一委员长当天观看演出时曾称赞说“牡丹峰乐团是朝鲜独特的轻音乐乐团,应该予以奖励,使他们能够不断保持艺术创新的热情,创造出新的艺术作品”。但同时,他还警告称“青年们观看过牡丹峰乐团的演出,会学习摇臀晃腿的不良风气,导致另类的生活风潮蔓延,决不能姑息相待”。

当时金正恩的夫人李雪主和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等朝鲜高层领导人也一起观看了牡丹峰乐团的演出。演出过程中,酷似韩国女生组合的10余名女性牡丹峰乐团成员演奏了《ROCKY》的主题曲和美国爵士歌手兼演员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的热门歌曲,上演了破格的表演。

《每日新闻》报道称,金正恩第一委员长一方面充满警惕地表示“看到牡丹峰乐团的演员们这么快就学会了这些旋律,估计它们也会很快在朝鲜社会扩散”,一方面表示“但我们也不能就此无视或遏制对新生事物表现敏锐的青年人的感情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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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 : une mère tente de remplacer sa fille - Europe1.fr - France

 

Bac : une mère tente de remplacer sa fille

Par Charles Carrasco avec Noémie Schulz

Publié le 20 juin 2013 à 08h24 Mis à jour le 20 juin 2013 à 11h49

Les policiers ont donc conduit la mère au commissariat du 10e arrondissement.

Les policiers ont donc conduit la mère au commissariat du 10e arrondissement. © Max PPP

Cette femme de 52 ans a tenté de prendre sa place à l’épreuve d’anglais en se déguisant en ado pour passer inaperçue.

L’INFO. C’est le premier cas de fraude officielle de ce bac 2013 et il est pour le moins surprenant. Une quinquagénaire a été prise en flagrant délit mercredi après-midi, alors qu'elle tentait de prendre la place de sa fille lors d'une épreuve d'anglais du baccalauréat dans un lycée parisien du 10e arrondis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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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PPP

Elle se déguise en ado. A l’entrée du lycée privé Bossuet-Notre-Dame dans lequel sa fille n’est pas scolarisée, personne ne remarque cette femme de 52 ans qui se fond dans la masse des candidats. Des adultes qui passent le bac, cela ne surprend plus personne aujourd’hui. Elle est convaincue qu’elle va passer inaperçue jusqu’au bout. Pour cela, elle s’est déguisée en ado : des baskets, un jean taille basse et un maquillage soignée. La mère de famille va directement dans la salle d’examens. Elle s’assoit à la place de sa fille comme si de rien n’était, sort ses stylos et se prépare à plancher pendant trois he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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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ppp

Une surveillante déjoue la supercherie. Une première surveillante s’étonne. En début de semaine, à la même table lors de l’épreuve de philosophie, il y avait une jeune fille stressée qui lui avait demandé plusieurs fois où étaient les toilettes. Mais c’est au moment de ramasser les cartes d’identité, comme à chaque début d’épreuve, qu’une deuxième surveillante découvre la supercherie. "Elle s'est vite rendu compte que ce n'était pas la même", a précisé une source policière. La candidate est censée avoir 19 ans or elle est très clairement plus âgée : 33 ans de plus très exac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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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tes les deux encourent des sanctions pénales. Vers 15h30, le proviseur appelle le rectorat puis le commissariat. Quatre policiers viennent cueillir la mère à la sortie de la salle pour ne pas perturber le déroulé de l’examen et risquer une annulation nationale de l’épreuve. Malgré ses 52 ans, l’usurpatrice commence par affirmer n’en avoir que 19. Puis elle change de version et prétend avoir remplacé sa fille malade. Reste que cette grossière tentative de fraude pourrait coûter cher : la vraie candidate risque une interdiction de passer le bac pendant cinq ans et elle encourt, comme sa mère, des sanctions pén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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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Win 8.1或增许多新功能 重新设计音乐应用--IT--人民网

 

微软Win 8.1或增许多新功能 重新设计音乐应用

天虹

2013年06月17日07:30 来源:赛迪网
  6月17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微软正在修改Windows 8.1的许多内置的应用程序,其中修改最多的是音乐应用。一个最新曝光的Windows 8.1构建版本中重新设计的Windows商店显示了Xbox音乐的新的用户界面。微软以前曾向The Verge网站披露称,新的音乐应用的重点是播放音乐而不是提供新内容,并且指出用户现在可以点击两次鼠标就可以播放音乐,而不是点击6次鼠标。

  新的Xbox音乐更新的截屏图像显示了两个面板界面,似乎要改善查询音乐的能力和迅速访问歌曲集的能力。Xbox音乐是去年10月为Windows 8和Windows RT设备推出的,也能够访问Xbox 360游戏机中的歌曲。虽然这项服务包含最流行的歌曲和唱片,但是,其界面在Windows 8和Windows RT设备上的速度一直很慢并且笨重。这个更新的应用显然是要以简化的设计和布局改进这种情况。微软还为Xbox音乐应用增加一个内置的搜索框,改善了搜索结果,支持在SD存储卡中的音乐文件格式,支持播放在Xbox音乐目录之外的歌曲。

  微软还为Windows 8.1增加了许多新的应用,如计算器、录音机、扫描、阅读列表、电影时刻(Movie Moments)以及帮助与技巧等。电影时刻允许用户试验触控屏界面编辑视频。阅读列表可以作为一个超级剪贴板以存储URL地址和应用程序中的其它摘要。录音机、计算器和扫描应用都是简化的触控屏版本以取代传统的桌面版本。帮助与技巧包括为Windows 8.1用户提供的许多新的教学内容,应该会帮助用户消除对新界面的困惑。

  除了重新设计的Xbox音乐和额外的应用之外,Windows 8.1构建版中还发现了新的Windows商店界面。微软似乎要修改其Windows商店设计,改进付费和免费的部分、新发布的部门以及根据现有的应用库向用户推荐应用等。

  微软将在6月26日召开其构建版开发者会议上发布Windows 8.1的一个预览版本。这个版本将提供所有的改进情况。

微软Win 8.1或增许多新功能 重新设计音乐应用--IT--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