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8日星期三

没来的请举手 - 刘瑜的日志 - 网易博客

 

没来的请举手

2011-12-22 15:32: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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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时不时发点牢骚,被一个朋友教育:“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呀!你看——”顺手往窗外一指:“到处是高楼大厦!比国外很多地方现代多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餐馆,还有周围的餐馆,全是满的……”
我承认,虽然空气能见度有限,顺着她的手指,我的确看到了窗外很多熠熠发光的高楼大厦。岂止高楼大厦,还有车水马龙——延绵不绝,完全可以用“唯余莽莽、顿失滔滔”来形容。此外,我可以以亲身经历作证,我生活和工作区域附近的餐馆,到吃饭时间几乎总是满的,这是对“内需不足论”的有力反驳。夏天的时候,我还经常在路边看到打太极的老太太,打篮球的少年以及卖烧烤的路边摊。如果张择端还活着,这些景象足够他再画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正为自己的消极心态感到羞愧,我突然想起了以前读到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的是,老师对着全班学生点名:“没来的请举手”。
我问这个朋友:你知道薛锦波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广东某村的农民,在该村的土地维权事件中与政府发生冲突,被带到看守所后,据说“心源性心脏病突发”死亡,而这只是神州大地上诸多“神秘看守所死亡”事件中的一个。
我又问,你知道韩颖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北京海淀某地的一位女性,因为独立参选地方人大代表,被跟踪被骚扰甚至被殴打,而这只是今年受到打压的诸多独立参选人之一。
我又问,你知道雷金模吗?她说不知道。我又只好跟她解释:这是一位普通的尘肺病人,因为没钱治病现在岌岌可危,而这只是无数得不到医保救助的尘肺病人及其他病人之一。
我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我的朋友从未听说的人,都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没来的人”。因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形象,所以关于他们的信息总是模糊不清——虽然互联网上偶有透露,但相关信息总是倏忽即逝。又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所以如果他们不曾在大众媒体上存在和停留,那么他们就几乎相当于不存在。 这当然不是说《清明上河图》上画的车水马龙是假的,但车水马龙的背面,还隐隐浮现着另一个不那么豪迈的世界。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毕竟要看时代的主流!”我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是时代的主流,我其实不大清楚,我只知道当一个人得了胃溃疡,医生不能视而不见,安慰他说:要看身体的主流嘛,除了胃,你的其它器官全都是好的!
据说知识分为三种: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薛锦波韩颖雷金模对于我这个朋友,大约就属于她“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一类知识。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尽管性情善良,她甚至没有翻到《清明上河图》的背面去看看的冲动与好奇。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她相信北京五环内的所见所闻,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在人类不知道火星的存在的时候,没有人会好奇上面都有些什么。
在一个信息传播受限的社会里,坐井观天几乎是认识的必然趋势。开着新添置的汽车、住着新装修的房子、手里捧着30块钱一杯的咖啡、另一只手举着iphone的人,的确会困惑:你说你都吃得起麦当劳穿得起七匹狼了,还嘟嘟囔囔,是不是太他妈忘恩负义了?
除非你意识中国不仅仅意味着都市的“五环”。在海水的深处,阳光未曾照耀之处,还有薛福波韩颖雷金模,并且每一个已知的薛福波韩颖雷金模,很可能还对应无数我们尚未知晓也无从知晓的薛福波韩颖雷金模。苍苍莽莽的雪地里,要保持对那个被遮蔽世界的知觉,你得不断提醒自己不要睡着不要睡着不要睡着。
这个道理听上去简单,却未必人人知晓。30年代初,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了苏联,被领着参观了种种社会主义成就后,他回到英国后发表文章,驳斥了各种“污蔑苏联建设伟大成就”的言论。“我们想证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里存在着经济奴役、匮乏、失业……在所到之处,我们处处看到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就在他参观苏联前后那几年,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导致了约七百万人在饥荒中死亡。无独有偶,写作《红星闪耀中国》的斯诺,在60年和64年两次访问中国后,也将关于中国发生了饥荒的传闻驳斥为“冷战宣传”,他表示:“我在中国没有看到饥饿的人,绝没有象过去那样的饥荒……”。你看,没来的人都没有举手,这说明大家都在这里,这样多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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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世界在每一个角落等待

2011-11-14 12:45: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给刘天昭《出神》的书评,《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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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只能度过一生,这事可真叫人沮丧。但好在我还有刘天昭。
就象上帝造了大米这种东西,有时候人们用它来蒸饭,有时候人们用它来煮粥,我想上帝在造我和刘天昭的时候,原料是相近的,但是后来一个被蒸了饭,而一个被煮了粥。于是大米的一种命运得以窥视大米的另一种命运。
但是她比我决绝。我说刘天昭“决绝”,是因为她真舍得放弃。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她放弃了建筑师的前途。独自在一个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待着”,“脱离社会”好几年。后来她回归社会,在南方某著名报纸写社论写得“风生水起”,但不久前又放弃了工作,转移到另一个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待着”。
待着待着,就待出了新书《出神》。
《出神》甚至不能说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书。它是刘天昭这些年的博客和随笔选集,篇目内容都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语气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按说写书出书是与世界建立联系的一种努力,但是天昭连这种努力都心不在焉:我就是要自言自语,我只需要自言自语,因为自言自语是唯一真诚的说话方式。
“脱离社会”可以理解成厌世——深入社会就意味着深入某种角色,而角色意味着条条框框,意味着表演,意味着累。但是刘天昭不厌世。岂止不厌世,我简直想说她是最热爱生活的人—— 一个不热爱生活的人,怎么可能注意到一个卖菜老太太的表情、一根蛛丝的动静、一滴水与另一滴水之间的时间间距以及各种形状的风?她简直就是出于对生活不分青红皂白的爱,才需要“脱离社会”——在她这里,出走与其说是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一种收缩。更少地生活以便于更好地生活,减少与生活的接触面有利于在有限的面积上精耕细作。
在刘天昭的笔下,万事万物都值得书写,神在每一个事物中留下足迹。“大作家”习惯于写政治的肮脏、历史的沉重,人性的救赎,社会的狡诈,作为女作家,最起码也要写写爱情的颠沛流离或者性生活的压抑与解放,但是刘天昭不。她写一个小女孩擦玻璃的神情,写帆布椅子上坐着的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太太,写窗外三三两两的人群,写前任房客掉到床底下的储蓄本,写一只灰喜鹊在天空中划过的轨迹,写夜半大街的光线……总之她写一切貌似轻微、无关和混沌的时刻和人物。她简直是故意通过描写这些“无关紧要”的事物来暗暗颠覆这个世界的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谁说政治局委员的命运就比远亲里某个“破鞋”的命运更惊心动魄?又或者,凭什么一个“破鞋”的命运一定比窗前一只乌鸦起落的声音更值得书写?在被时间击败、被时间席卷、被时间吞噬方面,万物皆平等,因而都值得在颤抖中被文字拥抱。
在这个意义上,刘天昭貌似散乱的文字里也许隐藏着比其它作家更大的雄心。她绕过故事、情节、结构、主题等等写作的“格式”,通过感受的碎片,直接书写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人与时间的关系。正是因为人与时间的紧张关系,她迫切地观察与描写每一个微小事物,在它被时间碾碎之前聆听它无声的尖叫,并伸出手去打捞它在时间漩涡里越来越小的身影。“昨天晴暖,在树林里碰见两个画油画的,好像迎面看见了宁静,流沙里摸到两枚鹅卵石。”“睡了轻又假的一觉,几乎醒着。真是辜负了雨夜。”“一个女人穿多了,坐在人行道上看报纸。一点阴影也没有地晒着,小冷风吹着她额头的小乱发。显得天更晴了些。”“听见小学生在上课铃响之前的大片喧哗。想这喧哗之上总有许多叶子茂密的树枝,绿悠悠地爱护着。”“门口的那盆小花儿,也还是快死了。剩下芯儿里几只新叶,嫩得黄软,不太健康,像是家道陡变幸存的孤儿,孱弱,受不起希望。”……树林里画油画的,偶然的雨夜,看报纸的女人,远处小学生的喧哗,门口的小花儿,这些情景随处可见,但极少有人留意它们、感受它们,更不会因之而遭遇内心的“咯噔”一声。在别人活得若无其事的地方,刘天昭活得惊心动魄。
所以别人的写作是向前推进故事,而刘天昭的写作是向下潜沉。对她来说,似乎她所见到的每一个事物,都是一扇通向上帝的虚掩的门。当别人朝着前方行进,她忍不住去敲每一扇门。又或者说,她是通过文字给一个个貌似无意义的事物做人工呼吸,企图唤起它们的温度和心跳。
这也正是刘天昭令人担心之处。别人有两只眼睛,她有一千只。别人有两只耳朵,她有一千只。一个宁静的下午在别人那里是一个宁静的下午,在她那里却是一场交响乐演出。一片树叶在别人那里是一片树叶,在她那里却有森林的茂密。“脑子里哪些噪音,像是阳光下的尘土,貌似在落,永远落不下来”。作为她的朋友,我时常为她不加节制的观察欲和聆听欲感到担忧——她花那样少的力气去生活,却花那样多的力气去俯瞰生活,我担心她本末倒置,因此错过人生的很多乐趣,又生恐她被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奔波累得气喘吁吁。但是很可能这样的担心是自作多情,万事万物的深处都有熊熊火光,也许刘天昭正为自己能窥见这别人看不到的光而狂喜,而我,另一个版本的她,被“社会”绑架的我,应该为那个可能的自己所靠近的火光感到温暖且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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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說公有理 - 20130826 - 蘋果日報

 

公說公有理

大陸大審判,不單是「走過場」的戲,原來主角臨場大爆肚,不依劇本唸稿。
當初低頭認罪,原來是為了在對外曝光時翻供的準備。大陸上的老百姓一看都蒙了,毛左大為亢奮,其他猶豫而「不明真相」的,也禁不住喝一聲:「書記還是從前的書記」。
這樣一來,後遺症就大了。一個國家本來就缺乏嚴謹的理性思維,中國人看政治的名堂,不論知識份子和農民,個個都洞若觀火:哪裏有誰對誰錯的呀?成王敗寇,只有哪一個掌權、哪一個敗勢。大審的主角,深明此理,沒有動怒,還很君子,一條一條,還跟法官講道理呢。
「為什麼薄谷開來、王立軍講的是真話,只有我薄某講的才是假話?」主角連連質問。
中國的司法,講的是終極「供詞」,只要人犯「招供」了,就是定案。歷代的衙門,拿到了畫押認罪的供詞,就不必再搜集證據。西方文明國家的司法,以英國為首,不管你認罪不認罪,控方都要自行搜證,就是防止庭上翻供。
以「西方價值觀」來看,控方除了證人一面之詞,還須有法國那座別墅的業契,業契上蓋印的公司或法人,此一公司是誰做股東,股東既然是被告人的妻子,一切簽名,只有女的,或女方授權的洋人經理,找一個御用大律師,案子不一定牽連到丈夫頭上。
但現在妻子指證丈夫事事知情,丈夫說妻子在外的行蹤自己管不了,而且老婆有神經病、妄想症。以西方的司法制度,只要多傳一兩個鄰居證人,證明夫妻兩人,在涉案期間,還時時燭光晚餐,恩愛非常;再找來燭光晚餐的餐廳老闆做證:那一夜,他們還慶祝結婚周年呢。
其餘的判斷,留給陪審團──這就是西方判案的理性脈絡。現在,真正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沒撒謊,陷入了廣東人說的「口同鼻拗」(嘴巴跟鼻子爭吵)的僵局。中國國情,是這樣的,這場大審,有中國舊時衙門審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古風,只是殺了的是一個洋人。對,還是引人入勝的。

公說公有理 - 20130826 - 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