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31日星期六

2014-06 亞洲週刊-六四迷霧與香江風雨

 

名家博客 - 邱立本

亞洲週刊總編輯

六四迷霧與香江風雨

2014年6月8日 第28卷 22期

香港人要衝破六四「去中國化」的危機,拒絕「中國人」和「中國」被污名化的荒謬。

香港六四紀念館(圖:彭偉豪)

二十五年了。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出生的嬰兒,今天已經是二十五歲的成年人。但歷史的迷霧不僅掩蓋過去的真相,還影響到今天香港政治發展的路徑,也衝擊到未來中國的發展。

其實從去年六四的維園紀念集會開始,就出現一些打著「本土派」旗號的香港政治組織,聲稱不滿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他們另起爐灶,在尖沙咀搞六四活動,說是要打破支聯會的壟斷,但骨子裏其實代表了「港獨」勢力的出現,將「中國」二字污名化,說「六四是中國人的事,與香港人無關」。

關鍵就是他們將反共變為反華,認為「愛國」就是「愛黨」。 但這樣的理解,恰恰是和中共一些強硬派的說法一致,「殊途同歸」,都是將「黨國結構」長期合理化,而無視香港民間和全球中國人的看法。

愛國不是愛黨,也是香港支聯會前領袖司徒華的理念。這位二零一一年去世的香港民主派領軍人物,一生都是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他強烈反共,但也強烈愛國。這兩者並無任何矛盾,因為他所認同的中國,不是一個政黨,也不是一個政權,而是一個承載五千年中華文化的政治實體,一個近代歷經辛亥革命、抗戰血淚、內戰血腥,也面對多少列強凌辱的國族共同體。他所領導的支聯會,全名就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愛國」何罪,豈是「本土」二字可以抹煞。

六四紀念會出現雜聲,也反映這一兩年來香港政治的「去中國化」危機。一些以「城邦本土」為名的政治勢力,在網絡上發出巨大的聲音,混淆視聽,企圖綁架香港的民主派,也誤導了一些年輕人。

但疾風知勁草,在六四的二十五週年關鍵時刻,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不會忘記他們昔日參與百萬人遊行示威的壯懷激烈,也不會忘記二十五年前鄧麗君、梅艷芳等巨星參加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悲情與激情。他們肯定不僅是為了香港這個島嶼的命運,而是為了整個國家的命運。他們絕對不會目光短淺地被「本土」的說法所局限,而是將視野投向整個中華民族的未來。

香港那些本土派的盲點,就是將爭取民主與愛國對立起來。在他們奇詭邏輯下,香港民主就不能愛國,愛國就不能參與香港民主;這形成了香港普選和民主化的道路,排斥了中國的民主力量。更不要說一小撮人的「港獨」主張,只是與中國十四億人為敵。

這也是香港政治「綠營化」的悲哀。台灣的政治發展,在李登輝、陳水扁等政客的操控下,贏得了民主,卻失去了中國。香港人毋忘六四,要求平反六四,是以中國人的身份,向執政當局提出訴求,也向歷史提出訴求,扭轉當前政治的逆流,毋忘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迷失了國家認同的教訓。

六四是不能忘記的;香港人是中國人的身份,也是不能忘記的。■

亞洲週刊-六四迷霧與香江風雨

2014-06 亞洲週刊-六四真相再揭張思之新書披露內情

 

六四真相再揭張思之新書披露內情

江迅
2014年6月0日 第28卷 22期

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中國著名律師張思之新書《行者思之》披露相關內情,包括鄧小平、趙紫陽與李鵬當年博弈情況。張思之是與六四事件有關的王軍濤案與鮑彤案的辯護律師,鮑彤曾對他講述所謂「洩露國家秘密罪」的細節。鮑當年替趙紫陽草擬辭職書,趙一字未改。鮑彤對張思之說,曾與多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打過交道,水準最低就是李鵬,而他與李鵬的過節,使李鵬非整他不可。王軍濤說服學生退場不成,反成替罪羊。

鄧小平與趙紫陽:接班人被罷黜(圖:法新社)

李鵬: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備受爭議(圖:法新社)

真相是歷史的生命線,是歷史的靈魂。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五年了,「六四」迷蹤依舊。隨著時間推進,你所不知道的六四真相正一層層揭開。記憶的碎片,割斷了一些人對歷史的敬仰與懷念,喧囂蒙蔽了眼睛,慾望扭曲了心靈,有人淡忘歷史,有人忽視真相。不過,當每年走近「六四」,總會有當年事件的親歷者,梳理出事件的某一片段的歷史真相,喚醒不該忘卻的歷史記憶。六月初,一部《行者思之》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在香港推出,首度公開了當年「六四事件」前後的一些真相。作者是京城大律師張思之。

近期,張思之再度成為輿論聚焦人物。二十天前,北京市華一律師事務所律師、執行合夥人浦志強,與十多位朋友相聚研討紀念六四,被北京警方帶走調查,當局以「尋釁滋事」名義刑事拘留浦志強。張思之便是此案辯護律師。

這位被國人視為「良心律師」的「中國第一大律師」,其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共和國法治史。張思之在《行者思之》一書中披露了不少早先無人知曉,或者有所傳說而始終未經證實的一些真相。書中,他詳細回憶了當代中國一些最敏感的重案:林彪江青兩案、王軍濤案、鮑彤案、魏京生案、高瑜案、鄭恩寵案、李顯斌案、李莊案等,其中王軍濤案、鮑彤案,就是與「六四事件」直接有關的兩個大案。

用北京文化人、張思之好友章詒和的話說,一九八九年五月的一天,京城有兩個人被關押:一個關在家裏,他叫趙紫陽;一個關進秦城,他叫鮑彤。鮑彤,原中共中央委員,曾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一九八零年起任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秘書、中央總書記辦公室主任,「六四事件」中被撤職,於五月二十八日被捕;九二年三月,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開除黨籍;七月,因洩露國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項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九六年五月刑滿釋放。此後,鮑彤一直生活在當局的軟禁中。

據悉,鮑彤目前身體健康狀況尚好,近年的眼疾正逐步緩慢恢復中。日前,他透過某種渠道對亞洲週刊說,二零一四年年初,當局就告知他,在「六四」二十五週年紀念日前,不得接受媒體「關於『六四』內容」的採訪。鮑彤認為就這個問題所發表的看法,「該說的也都說了,看法至今不變,而且更具現實意義」。也就是說,「鄧小平當年作出的武力鎮壓的決定是錯誤的;這個應當由中共當權者糾正過來,而且越早越好」。

當年所謂「洩露國家秘密罪」,是指控鮑彤的頭條大罪。當時,京城戒嚴,軍隊進城,戒嚴令下達,趙紫陽辭職等等,在公布前都是國家機密。亞洲週刊早於兩個月前就率先獲得張思之的這部《行者思之》書稿。在書中,張思之說,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四日,他與楊敦先教授一起去秦城監獄,作為律師第一次會見了「八九零一」,即鮑彤在獄中代號。鮑彤對張思之講述了所謂「洩露國家秘密罪」的來龍去脈。他說,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會上鬥爭激烈,趙紫陽表示:「現在的組織決定,我很難執行。」鄧小平當即講了一句:「你現在還是總書記哦!」

張思之認為,鄧小平的這個表態對鮑彤案非常重要,它表明,五月十七日鄧小平還沒有下決心免去趙紫陽職務,還讓趙紫陽把責任承擔起來。儘管國法、黨規都沒有賦予鄧小平這樣的特殊權力,但當年的實際狀況就是他說了算,他承擔著「太上皇」的職能。

鮑彤告訴張思之,趙紫陽當時沒吭聲,會就散了。人都走了,李鵬沒走,追著趙紫陽說:「紫陽同志,你要小心,你身邊有壞人,有洩密的問題。」趙紫陽後來跟鮑彤講:「我知道他是在影射你,就回了他一句:李鵬同志,講話要有證據。李鵬說,『我有證據,但現在不往外拿』。」

李鵬在《李鵬日記》裏描述說,八九年五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時說:「同學們提的這場事件的責任、性質問題,我理解。我作為總理,共產黨員,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今天在這裏不講……」。「這裏不講」就是「現在不拿」的意思。

張思之在書中說,趙紫陽聽李鵬說有證據,就問鮑彤:你到底在外面幹什麼了?有沒有問題?鮑彤說:「紫陽同志,請你放心,我一點問題也沒有。」趙紫陽說:「好,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接著,趙紫陽告訴鮑彤,「政治局常委會上決定戒嚴,我服從,但我執行不了。因此考慮辭職,你現在替我起草一個辭職書。」鮑彤當場一揮而就,趙紫陽一字未改,說「好,就是它」。辭職書拿給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請楊尚昆轉鄧小平。楊尚昆一看急了:「紫陽同志,你不能這麼幹,這麼做不是授人以柄、火上澆油嗎?無論如何得收回去。」趙紫陽考慮到楊尚昆講得很誠懇,當晚收回了。

鮑彤做完此事,回到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隨即臨時召開會議,說這麼晚把大家請來,是因為情況可能會有變化,「我也許不會再跟同志們一起工作了,今晚的會可能是最後一次。今天講這個,只是對大家負責,不對外」。有人就插了一句,說咱們內部不會有叛徒。恰在這時進來一個人,恰是第十三名,於是有人開玩笑說:這不是「猶大」來了嘛。就是這麼一個會,鮑彤在會上一字未提趙紫陽的工作,根本不存在「洩露趙紫陽將要離開總書記崗位的機密情況」。

當年,鮑彤接著對張思之講,「至於說我搞『反革命煽動』,更是無稽之談,他們舉出的當事者都還在,很容易查清楚。你們看看案卷也許就都明白了」,因此他對這一點沒有深談。

談話中間,楊敦先去衛生間。鮑彤看他遠去了,立即直望張思之,一邊用手往自己腦袋上提,一邊問道:「他怎麼樣?」張思之不知從何處來的靈感,悟出「他」指的是趙紫陽,立馬回應道:「他很好。身體很健康!你放心。」儘管說的是實情,但心裏卻酸酸地,有淚欲流。鮑彤接著說:「他好就好,只要他好,一切都會好。我無所謂。」這話發自肺腑,張思之深深地感到,他們之間夠得上「戰友情深」。

李鵬覺得鮑彤瞧不起他

當年,鮑彤曾對辯護律師張思之說,幾個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跟每個人都打過交道,為每個人服務,水準最低的就是李鵬。李鵬覺出鮑彤從心底裏瞧不上他,有三件事,更惹得李鵬恨恨不已。第一件,是李鵬攜夫人朱琳訪日。他們到東京的翌日清早,夫人發現項鍊不翼而飛,報案說多少多少克拉,多麼多麼貴重。日本人十分緊張,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後來他們把房子翻了個底,終於在沙發縫裏找了出來。精明的日本人拿去作化驗,結果證明這是條假貨。日本人跟中國駐日大使館如實說了這一情況。大使館報告北京外交部,外交部上報中央。鮑彤一看材料就火了,認為有失國格,說朱琳應作檢查。

張思之說,第二件,李鵬把毛澤東的游泳池佔了,還要重新精裝修,一下子花了幾十萬。那個時候的幾十萬是個大數,財政就問這筆錢怎麼報,問題搞到書記處,鮑彤說,毛澤東的游泳池本來就夠高級了,還要重新裝修,夠浪費的啊。這又刺痛了李鵬。第三件,一天晚上,北京朝陽區公安局抓到了兩個酗酒鬧事的年輕人,其中一個進去就說:「你們抓我?我是李鵬兒子。」公安一聽,不敢信也不敢不信,打電話一問,果然是李公子,就把人放了。但事情報到中央。鮑彤一看上報材料,說李鵬家教不嚴,應該檢討。

據張思之透露,鄧小平為什麼也討厭鮑彤呢?導火索是電台廣播了趙紫陽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一段談話,說我們黨形成了這麼一個慣例,處理問題還得依靠鄧小平的經驗和智慧,重大問題還要請教鄧小平,由他拍板。據說,鄧小平聽播音時,說:為什麼趙紫陽這幾句話的聲音放得特別大,這一定是鮑彤給電台打的招呼,搞的小動作。他為此特別惱怒,直到對鮑彤起訴前,喬石委員長批示說鮑彤的問題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硬讓鄧小平否決了。可在這之前,鄧是非常欣賞鮑彤的。他復出之後就科技問題所做的報告,受到廣泛的稱讚。那個報告題為《科學的春天》,就是出自鮑彤的手筆,鄧小平十分滿意,說「一個字也不改了」。鄧小平對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所做的政治報告也曾一再講,「一個字不能改」,他當然清楚這個報告也出自鮑彤之手。怎麼稍有分歧一夜之間就成「反革命」了。張思之說,如此是非不分,黑白顛倒,這是醜惡的政治反復,太醜了。

張思之說,鮑彤案有個背景,就是李鵬非要整鮑彤,張思之想透過為鮑彤辯護,觸動一下整人的人。他說:「在『六四』事件中,李鵬和陳希同公開造謠,目的是為了害人,這不能容忍,所以要觸動一下,別的律師這樣做難度很大。我辦當然也有風險,在這點上我的思想準備比辦王軍濤案還要充分。」

鮑彤案是「六四事件」的大案之一,同樣,王軍濤案也是一樁大案。張思之自稱,王軍濤案是他第一個政治案件(林彪、江青「兩案」不能作數)。王軍濤,一九五八年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為中國民主活動家。八九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報》指責其「煽動、組織、指揮反革命暴亂的重要案犯」。王軍濤曾任北京《經濟學周報》副主編。六四事件後在國內逃亡。九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被捕入獄,以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十三年。九四年,王軍濤被以「保外就醫」的名義直接從監獄送飛機飛往美國。零六年,王軍濤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擔任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當代中國的文宣與思想工作研究計劃的博士後研究員。現居美國的王軍濤,二零一零年與王有才一起當選為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

從王軍濤案看學運領袖

說到王軍濤案,張思之說,有位學運領袖的證詞很不光彩。他查閱卷宗,特別留意幾個主要的學運領袖給控方提供了什麼東西。沒料到,其中有份供詞一副奴顏,說法駭人聽聞:「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切行為,我在指揮部的一切作為,都受王軍濤指揮」,「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很長一段時間裏,張思之對此人很不諒解,甚至後來有人請張思之為他辯護,張思之毫不猶豫找藉口回絕了。他認為,坐了共產黨的牢,頂不住,交代問題,他不但理解,而且會諒解,要允許人性有弱點。關鍵是不能拉扯別人墊背,更不允許害人,那是背叛,更何況你這是「惡毒攻擊」,自命領袖,統領「學界」,怎麼還受人「教唆」?什麼叫教唆犯?官方都給他加不上這個罪名嘛。張思之說,「現在不必點出那位領袖大名,他年輕,還要做事,該給他留點餘地。至於是否自省,那是他的事」。

張思之說,一對比就見高低。有份審訊筆錄,王軍濤對公安講:「有關別人的問題,你們已經問了我幾十次了。我明確告訴你們,今天談這個問題,這是最後一次,今後不再談了。我可以說的是:凡是涉及別人的問題,統統以對方講的為準,我承擔責任,不必再問我。」張思之說,誰曾見到過這樣的證詞?擲地有聲,光明磊落!人格上的差別多麼大。

張思之答應為王軍濤辯護之前,並不認識王軍濤。張思之知道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學生競選風潮,但並不知道王軍濤是競選活躍分子。後來才得知王軍濤在學術界、知識界的份量和影響,他大驚而自嘆孤陋寡聞。透過會見接觸,張思之加深認識王軍濤,從而形成重要觀點:王軍濤之所以上天安門廣場,是執行中共中央統戰部黨組織交給的任務,說服學生退場,為歡迎戈爾巴喬夫訪華準備條件,結果沒能完成,當了閻明復他們的替罪羊。幫助黨組織執行任務,反而成了罪人,這是黑白顛倒。

至於王軍濤的政治立場,張思之的總體印象是:一個「保皇黨」。陳子明也一樣,骨子裏都是保皇黨。張思之說,總也想不明白,一個以「革命」為旗幟的政權,對一個保皇黨人,竟視為反革命而判刑,不荒唐麼?

張思之認為,將王軍濤歸為保皇黨,第一,他的基本觀點是維護這個政權的,要加強當政者的行政權威,這都見諸他的論文。張思之在辯詞裏說,「王(軍濤)擁鄧(小平)十年一貫」,他認可。包遵信的《五.一七宣言》,王軍濤拒絕簽名,就是因為裏面有反鄧小平的文字。第二,在那個歷史階段,他們的主要活動是搞社會調查,結合實際,從理論上說明應當改革以及怎麼改革,出發點也是為了維護與改良現政權。他們選了兩個點,一是經濟發達的特區,蛇口;一是落後地區,延安。蛇口調查已結束,調查報告完全肯定了蛇口模式。延安調查也已完成,回到北京正在商討調查報告,提供當政參考。為此他們決心不介入學生運動,不去天安門廣場。他們當時就有個預測,只要一介入,肯定被打成「黑手」。這個判斷還真有先見之明。因此,他們就一心一意地天天開會搞總結,想抓緊完成調查報告,沒介入那場學生運動。

張思之說,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五月十五日訪華,要在廣場搞歡迎儀式。可是學生並無「撤」意。統戰部開會研究,誰也沒辦法。當時的青年社會學家,現為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說,王軍濤在學生中有威信,現在只有請他出山。部長閻明復立馬說,你快去請。於是,鄭也夫奉命找到王軍濤說,中蘇兩黨言和,事關整個世界格局,是大事,你不能坐視,以大局為重吧。王軍濤答應了,這才去了天安門。

王軍濤立場是維護國家

張思之說,他哪裏有打倒這個政權、分裂國家的意思,相反,是維護的立場。再從王軍濤一系列言行來看,不論是參加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學生競選,還是後來的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他的觀點只是有些超前,絕沒有越出中共允許的範圍。一審已經判他十三年了,他還拿出發表在《國情研究》上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中國當前需要行政權威》,讓我作為證據提交二審法庭。這更是「保皇」的鐵證。所以我說,整個審判自始至終都非常荒謬:恨鐵不成鋼也是罪,也有罪。

王軍濤案,兩項罪名,五條「罪狀」。開庭那天,公訴方指控的所謂「顛覆」罪行有四條,所謂「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一條。張思之說:「庭審調查自始至終沒敢讓證人出庭。陳子明、周舵、劉剛等人的證詞,以及我們提交的幾份書面證言,都對王軍濤有利,足以否定指控,也不予質證,乾脆否決了。」他的辯詞長達七千字,基本觀點可用一句話歸總:「起訴書意在指控王軍濤是『四月北京動亂』的策劃者和『黑手』,然而都沒有舉出令人信服的可靠的證據。」

你辯你的我判我的

張思之在書中說:「事後總結這份辯詞的特點,我覺得主要在於:通篇對案中事實做了條分縷析,逐條徹底地駁倒了所有指控。然而你辯你的我判我的,這種狀況已成通例。辯論終結,王軍濤的最後陳述終了,審判長宣布休庭評議。六十五分鐘後宣讀判決。那麼冗長的判詞,一小時之內何能做出?連『走過場』都不能及格。我們提出那麼多證據,竟然統統不予理會,我們講了那麼多可信的理由,居然沒有一個字反映在判決裏,日後寫中國審判史是應當對你們這種做法留下一筆的。」二審判決書下來,毫無懸念:維持原判。

《行者思之》一書由張思之口述、孫國棟整理。北京《律師文摘》主編孫國棟說,張思之原本就是一部大寫的書。自二零一一年三月起,每週三的上午,孫國棟就乘坐一小時地鐵,九點鐘準時推開張思之家門,三小時裏,張思之打開記憶閘門,打開歷史寶庫,娓娓道出傳奇一生。

他說:「先生說到得意處,哈哈大笑;說到動情處,淚光閃閃;說到憤激處,拍案而起,同時爆出粗口:『他媽的!』我聽得如醉如癡,不覺時光流逝。接下來,陪先生共進午餐,兩杯酒下肚,先生童顏鶴髮,思維愈加敏捷,談興絲毫不減。席間的趣聞逸聞佳話笑話,與口述自傳相映成趣,另有一番風情。先生精力過人,三個小時口述後依然聲若洪鐘,毫無倦意;先生記憶力亦驚人,細微之處毫釐不爽。」孫國棟認為,「六四」後,張思之為鮑彤、魏京生、王軍濤等政治犯辯護,屢敗屢戰,更奠定了中國第一大律師的地位。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治史,他不懈抗爭正是一代法律人和知識分子的人格寫照。

「六四」作為中國當代史的重要事件,它的真相不會被時間的車輪碾過,被歷史的風沙掩埋。真相,讓人們離事實更近,而不是遺忘、粉飾。歷史容不得虛假,真相不能淪為價值取向的附庸。遺忘歷史,心靈便在黑暗中行走。身處「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之際,國人更需懷抱歷史、從歷史星空探取正能量。■

亞洲週刊-六四真相再揭張思之新書披露內情

�果日�- 史��倘�� 投�回�率15,900%

■史達寧不願放手,或令交易告吹。

史達寧1981年以1,250萬美元(9,750萬港元)買入快艇,若今次賣盤最終順利完成,20億美元平安落袋,投資回報率高達15,900%。

假如33年前以520美元(4,056港元)買入一股巴郡股票,今年每股值19.1萬美元(約149萬港元),回報率高達36,699%。就算當年以22美元(171港元)買一股蘋果股票,其後股價拆細,分拆後每股股價約2.75美元(逾21港元),以目前635美元(4,953港元)的股價來計算,回報率也達22,591%。不過史達寧仍然飲得杯落。畢竟20億美元交易價是快艇年總收入1.28億美元(約10億港元)的15.6倍,也是快艇1,500萬美元(1.17億港元)營運收入的133倍有多。


美國《洛杉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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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中台少女用話劇演歷史
中台少女用話劇演歷史

【本報訊】「在中國(國際學校)時我有個美國老師,2009年6月4日他跟我們講六四這個話題,當時我是班上唯一的中國人,我說不知道六四是甚麼。我一直記得那節課。」這件在中國大陸沒有機會了解的事,就這樣在Beryl心裏種下疑問和好奇。


■Beryl(左)及Melissa為10分鐘的話劇籌備了半年。

採訪親歷者寫劇本
16歲來自上海的Beryl現在加州讀中學,她與17歲來自台灣的同學Melissa一起參加美國中學生NHD國家歷史日的比賽,短短10分鐘的話劇,她們籌備了半年,除了網上查資料,還透過電郵聯繫到五名當年的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進行採訪,再將這些親歷者的經歷和感受寫進劇本。她們曾問一些敏感的問題,包括「你覺得你作為學生領袖對這悲壯的結果有沒有間接責任?」


「親身經歷跟書本上寫的、網絡上查的會有不一樣的一面,問他們的問題都是我們最想知道的。」Melissa說在台灣課堂上也教過天安門事件,但她印象不深,這次最震撼是看學生唱着歌離開天安門的畫面:「他們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他們的國家甚麼都不怕,那個畫面很震撼。」


州賽區前兩名可以參加國家比賽,她們的話劇獲第三名。應《蘋果》記者要求,她們在車房裏重演了一次。「中國我為你感到悲痛,因為你錯失了一個不會再回來的機會!」這是扮演學生和知識分子的Beryl的對白:「我覺得天安門事件對中國存在非常大的意義,是中國歷史上的轉折點。如果當時學生們成功的話,中國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中國任何一個網站搜索六四都是沒有結果的,教科書也完全沒有;中國的很多同學完全不知道。」


一中一台的兩個少女也有意見分歧,她們將分歧也寫進劇本,扮演政府的Melissa說:「我有時候會想真的有可能順從學生那一方面那個晚上就變成民主麼?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直向政府施壓,不答應要求就絕食,會不會令政府覺得不用軍方壓的話,這群人會越來越亂?」「我覺得至少那是一個開始(對於民主)。當時那些學生真的覺得他們能改變歷史。我們都是過後來看了,這些學生犧牲生命,覺得很可惜。」Beryl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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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廣州中學生變六四博士
廣州中學生變六四博士

■創辦哈佛六四課程的何曉清指,六四這件事從未結束。

【本報訊】哈佛新生選修課「六四課程」從2010年開辦起至今已是第四年,創辦人何曉清博士是89年「省港大遊行」隊伍中一個普通廣州中學生,她接受《蘋果》專訪時說:「為何還要記着這件事?因為這件事從未結束。中國社會一直帶着這個傷口走了25年,無論知不知這件事也受到它的影響。執政黨有辦法壓抑一段歷史、竄改一段歷史、沉默那些想將歷史真相說出來的聲音,而隨之而來的是,社會、政治、經濟、心理的所有扭曲。」


「一些中國學生會說:『我們中國有好不同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不可以有你們這樣的民主,否則社會會亂』。美國同學就會說:『這豈不是種族歧視?為何中國人不可以有民主?』很簡單很直接。」哈佛「六四課程」課堂上有各種文化差異、各種不同看法,何曉清鼓勵爭論、辯論:「因為這就是民主社會。你可以不同意我。」

大陸學生在堂上哭
課程重要一環是到哈佛燕京圖書館看六四檔案,看當時物品如鎮壓留下的血衣;看照片,從早期民運學生充滿希望的笑臉、到後來被坦克壓成肉餅狀的遺體,何說:「很多學生都會受不住、作嘔要走,這對他們衝擊很大,他們覺得『和我們一樣十多歲充滿希望的學生,為何會變成這樣』。當然也有一次,有個中國來的學生,不願看不願聽這些,全程轉身。」


作為一個教育者,最令她鼓舞的是看到大陸學生有所轉變:「這些年輕人只要有機會給他了解的時候,他們並非想像中的漠不關心,他們一樣會激動,甚至在課堂上哭,一個北京來的學生說:『我每日都走這些路,日日都經過,為何我從來不知道我成長的地方發生過這樣的事。』」


何曉清1998年移民加拿大,博士以及其後的研究到現在的教學工作都圍繞六四。十多年研究結晶、她的書《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近期面世,封面用了香港維園燭光:「我覺得香港人就是天安門精神的延續。對抗強權就是記憶抗拒遺忘的鬥爭。每次做到灰心時,見到維園燭光,就知道我不是一個人。」

【六四25周年專頁】燭光不滅,血仍未冷,民主中華,花果漂零。蘋果請你一同見證:良知,從未貶值!http://64.appl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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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中港美學生論六四反應大不同 哈佛研討會爭取自由的心是一樣
中港美學生論六四反應大不同 哈佛研討會爭取自由的心是一樣

【六四25周年】

【本報訊】哈佛六四研討會唯一一條採訪限制,是不能拍攝觀眾席裏的中國學生,保護他們不因參加六四活動受政治報復。「留學還是想着有一天回去報效國家,但首先要了解祖國、看到國家的問題。所以我來了」。活動吸引不少中國留學生旁聽,願意接受採訪講看法的極少。而兩位90後香港女生,則大方在記者鏡頭前談六四,修讀政治的她們開玩笑:「大不了沒得做AO(政務主任)!」

「我是哈佛新生,來自中國。這也是我為甚麼不能上台提問的原因。我正是被洗腦的一代,知道所有關於八九六四的事都是爸爸說的零碎片斷。我想知道更多關於這件事情被隱瞞的部份,這是多年來的禁忌!」一位中國少女在台下以流利英文向台上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提問:「為甚麼你們參加天安門運動呢?因為我相信我這代的學生、我的朋友們都不太會對政治有興趣。」


■研討會唯一的採訪限制,就是不能拍攝觀眾席的中國學生。

「六四在國內是街傳巷議」
會後《蘋果》記者與多名聽眾席上的中國學生私下交談,他們不少是從其他大學慕名而來。「不管甚麼樣的觀點都擺出來,我們會自行判斷。現在國內這種信息封鎖是無法長久維持的」。中國來的男生X很願意表達觀點,但反覆強調見報要匿名:「六四在國內是『街傳巷議』,但公開討論是不容許的。大學軍訓時我一個同學問教官六四的事,後來成了一個政治事件受到處罰。這就是現實。」


而更多中國學生對採訪的反應可用恐慌形容,走避不及、甚至索性否認自己來自中國。「當然不能怪他們,這就是我們面對的現實。更證明了為甚麼六四這堂課這麼重要,為甚麼我們要繼續講下去」。研討會搞手何曉清博士說:「並不是人們想像的美國要講中國壞話,在哈佛學生身上,你看到一種人文關懷。特別是那些美國孩子,他們真會感同身受,去體會理解。」


研討會上不光有經歷六四的廣場學生、倖存者、外媒記者及學者分享記憶,也有哈佛六四課程學生讀論文分享他們對於這段歷史的研究、有韓裔學生寫歌送給天安門母親,想像這些母親的痛苦:「如果我有事,媽媽也會失去生存目標。」學生們還以形體藝術講述六四死難者的故事,由曾為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在2010年的頒獎儀式上演奏的哈佛校友、小提琴家張萬鈞伴奏,《茉莉花》和《一無所有》的旋律充滿講堂。


■曾採訪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記者Dinda Elliot參與研討會時感觸落淚。


■哈佛學生以形體藝術講述六四,小提琴家張萬鈞為他們伴奏。


■經歷六四的學生、倖存者及學者等在研討會上分享記憶。

港交換生盼能薪火相傳
「剛才坐我旁邊的西方女士哭得很厲害!」正在波士頓做交換生的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三年級生呂衍瑩(Elizabeth) ,在香港時曾參加六四學生營、遊行、集會等。她說這次參加哈佛六四研討會感覺很不同:「覺得好感動,很多外國人對六四這樣關心,在中共角度可能又要話我們『勾結外國勢力』了。但好感動的是,雖然人與人之間好多時存在一些文化差異,但有些普世價值,例如人權、爭取自由的心是一樣的;好感動在美國這個地方,雖然過了25年,還有很多人關心、會去討論這件事。」

「整個中國只有香港這個城市是最自由接觸這方面信息的地方。」城市大學政策與行政學三年級生劉慧君(Stacy)正在紐約做交換生,她說專程來哈佛是因為講者中有被坦克軋斷雙腿的方政:「上年六四紀念館在城大有臨時館,看見那些遺物,知道這段歷史真實存在,自己也想知多些,也想告訴身邊不知道的人發生了甚麼事,我希望自己做到薪火相傳。」



中大交換生呂衍瑩


城大交換生劉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