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7日星期五

九一三事件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九一三事件

與涉事飛機相似的另一架三叉戟客機

摘要

日期
1971年9月13日

地點
Fla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 (1940-1992).svg 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苏布拉嘎盆地

死亡
9

涉事航機

機型
霍克薛利三叉戟型

承運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註冊編號
B-256

起飛地
北戴河山海关机场

乘客人數
5

機組人員人數
4

生還人數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National Embl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vg

毛泽东时代(1949–1976)

重建时期(1976–1989)

经济崛起(1989–2002)

今日中国(2002–)

另见

领导人世代

第一代(核 心):毛泽东
第二代(核 心):邓小平
第三代(核 心):江泽民
第四代(总书记):胡锦涛
第五代(总书记):习近平

九一三事件亦称林彪事件,是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引发毛泽东林彪关系恶化后,1971年9月13日前后发生的事件。据中共官方称,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林彪的司机杨枕纲,及机组人员潘景寅等共九人所乘飞机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首府温都尔汗附近的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苏布拉嘎盆地),机上人员全部死亡[1][2]

目录

事件背景[编辑]

主条目:九届二中全会

更多資料:1971年毛泽东南巡

九届二中全会上,因保护张春桥,毛泽东打倒了陈伯达,批评了黄吴李邱军委办事组,毛林开始分裂。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几乎可以肯定,林彪决定武力夺权是由他在庐山会议上的政治失败激起的,但促使他那时将计划付诸实施的原因可能是庐山会议后,毛發起的针对他的同党的毫不宽恕的运动。1970-1971年之交的秋天和冬天,林彪肯定已经明白,如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动,他就完了。」[3]

毛对林彪及其追随者的打压[编辑]

毛后来形容,他对付林彪及其追随者的策略为「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4]

抛石头

指铲除林彪的同盟。

  • 第三次庐山会议,周恩来私下告诉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应该向中央作检讨[5]
  • 1971年4月29日召开的讨论批陈整风运动进展情况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宗派主义和政治路线上的错误[6]
掺沙子

指选派忠诚毛的人参加由林彪的人控制的机构。

挖墙脚

指改组北京军区。

  • 1970年12月22日,召开华北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表面上批判陈伯达及其在华北地区的追随者,但实际上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撤换了北京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还有38军也被调离了北京地区。
毛南巡讲话对林彪集团的批评[编辑]

主条目:1971年毛泽东南巡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毛泽东到南方许多省、區做了一次短期巡视,接见河南湖廣兩江福建兩廣等地的党、军负责人。毛泽东谈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发言内容明确指向林彪,最后更明确提到林彪的名字,说道“这次,要保住林副主席,不做个人结论,但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们怎样对待这些人呢?”[8]另一方面,毛在他的谈话当中,批评了地方党委把他们的决定交送部队党委批准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修改了以前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上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9]

人物关系[编辑]

更多資料:五七一工程纪要

事件经过[编辑]

9月13日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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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所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是巴基斯坦作为还款的一部分交予中国的。1970年代初,巴基斯坦国内发生水灾,中国政府向巴基斯坦提供无息贷款,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三架巴基斯坦购买自英国的三叉戟飞机作为实物还贷交给中国。

1971年9月7日晚,林立衡对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说:叶群、林立果“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当时商定,林立衡在里面,刘吉纯在外面观察动静[10]

9月11日22时,林立果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私下几个人开会,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代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李伟信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11]

9月12日胡萍等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8架,其中256号专机当晚被指派送林立果去山海关。晚上8点多,林立果和刘沛丰乘飞机在山海关降落[12]。叶群为庆祝女儿林立衡订婚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晚8点电影放了一半,“林办”宋德金秘书接到海军方面的电话,说一架飞机要在山海关降落,问是不是“林办”的飞机[12]。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林彪的警卫秘书)来电称老虎(林立果)回来了。叶群下令刘吉纯坐车去接。22时,叶宣布他们一家在明早7点乘机飞到南方城市广州。林彪这时已在另一个楼裡的个人住处就寝并已服了安眠药。林立衡、刘吉纯得知出逃计划后按正规程序托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报告中共中央。林立衡跑去大院的警卫处要求派士兵保护她的父亲。[13]

据毛泽东医生李志绥描述:“汪东兴接到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时,我正在游泳池内整理我的器械装备。那是晚上十点多钟,这个电话是中央警卫副团长张宏由北戴河打来的,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讲,叶群和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外逃。”[14]

约23时,周恩来突然来电话问吴法宪「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吴对此十分茫然,一无所知,吴询问空军34师师长时念堂,方知三叉戟专机被师副参谋长胡萍未经吴许可调到山海关,吴问胡,胡解释是飞机改装后试飞,吴令胡把飞机立即飞回,后覆电周,周指示飞机飞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15][16]

23时30分。林立衡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张慢条斯理地对林立衡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当时杨森、张清林也在场)[12]

9月13日[编辑]

9月13日零时[17],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等人乘红旗轿车急速由北戴河驶往山海关机场。据吴法宪描述,周恩来又打电话告诉吴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林彪他们抵达山海关机场跑道时没有时间安放登机舷梯,所以三叉戟驾驶员放下绳梯。林彪仍然软弱无力,于是司机用肩扛,叶群用手将林拉上机。[13]

零时32分林彪等人所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2][18]。有人在雷达前看到“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至有中方歼击机的赤峰附近,吴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把飞机拦截回来。周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答复:“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15][19]

二时多以后,在三叉戟飞机快飞出过境后,周恩来电对吳法憲下令:“絕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飛機到北京來,你我都要掉腦袋。”紧接着周下令全国飞机一律禁飞[15]

接到苏联安德罗波夫的指令,全权负责林案现场调查的第一当事人,后来的苏联情报九局局长给出了专机飞出国境后的的飞行路线:飞机飞抵苏、蒙边境,距苏联赤塔50公里处,几乎是180度向南折回。它的油料不仅足够飞到赤塔,而且飞抵伊尔库茨克乌兰巴托都没有问题。雷达从飞机一起飞,就捕捉到目标,而且全程跟踪[20]

凌晨3时,飞机于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首府温都尔汗(东经111°15′、北纬47°42′)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苏布拉嘎盆地)处,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林彪的司机杨枕纲及机组人员共九名机上人員全部身亡[2]

3时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召开,通报了林彪乘飞机出走的情况,周恩来指出:“犯路线错误的头子没有一个好下场。”并提醒到会者:“飞机消失了,可能是真的坠毁了,也可能是耍阴谋,要注意他万一得逞后,在国外发表声明之类的东西。”随后周恩来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打电话说:“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2]

9月13日后[编辑]

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是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而破碎烧毁,机上并未发生搏斗。[21]北京政府只将苏联拣剩下殉难者尸体就地掩埋,而最重要的黑匣子至今没有向苏联索取[22]

据记者彼德·汉纳姆采访前苏联克格勃特工描述,特工从温都尔汗取回疑为林彪的头骨,结合林之前在苏联的病历,从枪伤、牙齿和肺上的钙化点印证死者就是林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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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
  3.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情况报告

1980年11月20日-次年1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特别法庭并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判定林彪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判定林彪等人有企图谋杀毛泽东等“反革命”罪行,对当时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在世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判刑。

中共官方认同林立衡有向中央告发的行为,但只一笔带过[2]

争议[编辑]

对李文普说法的争议[编辑]
  • 但据李文普描述:在开往山海关机场的林彪座驾上,“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李称他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便决心下车,大喊一声停车,司机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李立即开门下车,李转身朝58楼喊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李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李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24]李的说法成为中共官方各种出版物都引用的“证据”,并就此认定林彪为“主动叛逃”[25]
    • 李晨对此说法提出异议,“李文普一开始并没有揭发林彪在车里问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只是中央专案组将他单独关押,审讯时,他才迫于政治压力向纪登奎交代了这句‘关键性’的话,并改口说他的伤是林立果开枪打的。”“反正汽车里的人全死了,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一切都是‘死无对证’,连个‘旁证’都没有”[12]
  • 据林立衡描述:“很快,我听到距离很近的地方有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后来听说是萧奇明中队长在大队部门口的哨位上用手枪朝汽车后面开了一枪,另一枪是李文普在离58号楼大队部门口约三十米处从红旗车上下来时枪走了火,李文普也因此受了伤。作为外科医生,张清林当着8341部队卫生员的面亲自为李文普包扎了左臂伤口。”[12]
对死因的各种定论[编辑]
  • 周恩来派出的李耀文将军和杨德中为首的调查组,作出油少迫降,机腹着地,残油致燃的结论,这个结论成为中共官方结论[26]
  • 中方驻蒙古大使馆代办孙一先以及256号原副驾驶的认为:飞机在迫降时没有完全按照迫降要求耗光机翼油箱内的燃油,加上迫降时飞机弹跳,摩擦地面的火花引燃剩余燃油发生爆炸解体而致;机上人员大都在爆炸中昏迷,最后窒息而死[26]
    • 作家舒云对以上两种说法提出异议,认为三叉戟飞机机翼与机腹几乎在一个平面上。在野外不用起落架迫降,不可避免的要使机翼摩擦到地面,从而引燃机翼内的剩余燃油。当时的驾驶员潘景寅不可能不知道带油迫降是自寻死路[27]
  • 作家高文谦认为飞机到达苏联境内时突折返中国,而在蒙古上空因油箱爆炸引发大火,致机上全部人员死亡[28]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大使馆人员在带回的一张照片显示机翼上有一洞孔,引发导弹击落论。
    • 著名飞行员王海根据周恩来指示,成立专业班子论证林彪专机出事原因,认为如果导弹击落,则洞孔应当穿透,而所谓洞孔实际是呈单面炸开,而铝刺外翻,从这一点推断该洞孔并非导弹所致。洞孔是机翼中电路起火引起(油箱)爆炸[29]
    • 作家肖思科反复请教了弹道和导弹专家,他们都认为当时中国大陆导弹要把飞机打下来几乎不可能,因为当时装备的导弹还到不了200公里的射程,而中国离温都尔汗则有1100多公里[30]
    • 周恩来在广州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再说一遍,林彪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30]
对出走的其它解读[编辑]
  • 据林立果未婚妻张宁描述:“老董搞专案有一套经验。他在现场听了一个星期,居然得不到一点林彪策划‘谋杀毛主席’及‘叛逃’的证据。也清理不出林彪指挥四大将黄、吴、李、邱图谋‘政变’,‘另立中央’的蛛丝马迹。”[31]
  • 据《纽约时报》报道:“毛泽东告诉斯里兰卡和法国的外国外交官,林彪政变企图失败以后,准备逃往他国,并在飞机失事中摔死了。在客人们惊疑未定之中,毛告诉他们林要谋害的是他本人。”[32]
  • 据《亚洲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报道:“林彪在文革初期即对自己的处境有所担忧,并且秘密派人与台湾国民党方面联系,台湾方面对林的态度表示欢迎,但联系随后中断,此事与林彪倒台和出走的关系尚不清楚。”[註 1]
  • 叶剑英说:“以林彪在军事上的成功,如果不是在家庭这个看似盘根末节的政治上犯错误,就会顺利越过70年障碍,那么被清洗打倒的就是总理、我、向前等将帅,然后在主席逝世后……主席可以讲是以错破党,没有领袖魄力难做到。”[33]
对林彪本人参与夺权的争议[编辑]

林彪夺权斗争,除了不合时宜,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其如此脆弱的权力。尽管他身为国防部长,但他没有依靠解放军军兵种领导人的政治局盟友。根据1980-1981年审判林彪那些幸存的支持者时出示的证据,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做了什么坏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没有参与谋杀毛的任何阴谋活动[34]

事件影响[编辑]

九一三事件使得林彪派核心人物或死或被捕,实际上退出权力核心。江青为核心的四人帮逐渐得势。

毛泽东在事件后健康状况变差,疑心加重。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皆是怀疑对象,他定下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35],使江青等更加得势。而他对周恩来的疑心促使他批准邓小平复出,但邓小平复出后却倾向于周。

林彪之死后,林在政治局和军队里的盟友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解放军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职务被解除,并被捕接受审判,同时林立果的联合舰队的幸存者也被清除。十大元帅之一叶剑英主持改组后的中央军委[36]

注释[编辑]

  1. ^ 据一些文章描述,林彪在文革爆发后不久,从陶铸处获悉毛泽东对自己关于“政变”的讲话有所猜疑。林彪与陶铸在1966年末密派黄埔四期同学萧正仪赴香港,密晤居住香港的前国军华南补给区中将司令周游(同林、陶、萧三人一样,周也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并转交一秘函,林彪在函中倾诉自己“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蒋介石)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已往之错……”。该函由周游在1966年11月送交国防部特呈蒋经国。台湾方面对此做出了秘密回应,表示欢迎,但台北与林彪之间的联系随后中断。据陶希圣描述,林彪死讯传到台北时,蒋中正曾为此而落泪。(参见《听到林彪死的消息时,蒋介石曾经流泪》[1];郑义《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论国民党为什么败走台湾》[2]

参考文献[编辑]

  1. ^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ISBN 9787507315141。(1949-1976)章节“林彪事件”。
  2. ^ 2.0 2.1 2.2 2.3 2.4 《林彪出逃坠机身亡》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检索日期2009年11月2日[3]
  3.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5卷》,p3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 参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3-4期,p38;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p302
  5. ^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p349-350
  6. ^ 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p619-620;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p302;《中国的法律和政府》,p38
  7. ^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p226
  8. ^ 高英茂:《林彪事件》,p57-61
  9. ^ 高英茂:《林彪事件》,p64
  10. ^ 《北戴河林彪驻地警卫人员刘吉纯口述——林彪出逃前夜》丁丑,“林彪·军队·文革”网,913亲历者言专栏。
  11. ^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來源請求]
  12. ^ 12.0 12.1 12.2 12.3 12.4 《世纪风铃》李晨,237-250页《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254-255页。[4]
  13. ^ 13.0 13.1 揭开一个中国人之谜——林彪的最后日子及死亡
  14.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时报出版,ISBN 957-13-1434-X。章节“1956-1976年”,513页。
  15. ^ 15.0 15.1 15.2 《吴法宪回忆录》吴法宪,第二十四章“庐山会议没有完”。
  16. ^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的关键决策》曹英,中国共产党新闻网[5]
  17. ^ 林彪简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检索日期2009年11月2日[6]
  18. ^ 《那一夜惊心动魄——913事件追忆》康庭梓,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节目2005年7月17日[7]
  19. ^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东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4月,ISBN 7-80170-286-7
  20. ^ 凤凰卫视采访苏联情报九局局长[8]
  21. ^ 中国政治之谜---“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真相
  22. ^ 《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孙一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ISBN 7-5006-6516-4。“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许大使没有向蒙方提出索要。因为我方人员完全缺乏这方面知识,而国内来电中,也没有提到此项要求。”
  23. ^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96年1月31日。
  24. ^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李文普1998年12月接受采访,《中华儿女》1999年2月,ISSN 11-1404[9][10]
  25. ^ 《百年林彪》,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章节“为林彪元帅辩护”[11]
  26. ^ 26.0 26.1 《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孙一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大使馆二秘、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代办),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ISBN 7-5006-6516-4
  27. ^ 《再探林彪事件真相》舒云[12]
  28. ^晚年周恩来高文谦,明镜出版社,2003年4月,ISBN 1-932138-07-2。354-355頁[13]
  29. ^ 《王海上将:我的战斗生涯》王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2月,ISBN 978-7-5073-0727-6,章节“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14]
  30. ^ 30.0 30.1 《粉碎五大谣言 知情人反复查证披露林彪真正死因》、《林彪死因只一个》肖思科,《北京青年报》2001年9月11日[15][16]
  31. ^ 《自己写自己》张宁(林立果未婚妻),作家出版社,1998年11月,ISBN 7-5063-1503-3,章节“专案组查不出林彪的证据”[17][18]
  32. ^ 《纽约时报》1972年7月28日摘要栏。
  33. ^ 《叶剑英副主席接受中央两报一刊要参记者答问》,1978年8月18日。
  34. ^ 参见《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p117-125
  35. ^ 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來源請求]
  36.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5卷》,p33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延伸阅读[编辑]

维基新闻标志

维基新闻相关報導:

中国海军前第一政委李作鹏逝世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蒙古起草,中方未签字)
  • 《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ISBN 978-7-5065-3666-0
  • 《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赤男(肖思科)、明晓(高德明)等,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2月。
  • 《谋害毛泽东的黑色“太子”》明晓、赤男,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2月。
  • 《丁盛回忆录》丁盛(时广州军区司令)口述、金光整理,自印本,2001年2月。
  • 丁盛在该书中回忆了到广州军区以后几年间与林彪接触过的情况,否认广州南湖的工程是为林彪修的,否认广州军区知道“林彪南逃”。
  •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舒云,2006年8月,明镜出版社,ISBN 1-932138-42-0
  • 《“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評》丁凯文,2007年第3期《当代中国研究》。
  • 《百年林彪》,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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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971年9月13日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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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9

涉事航機

機型
霍克薛利三叉戟型

承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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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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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1949–1976)

重建时期(1976–1989)

经济崛起(1989–2002)

今日中国(2002–)

另见

领导人世代

第一代(核 心):毛泽东
第二代(核 心):邓小平
第三代(核 心):江泽民
第四代(总书记):胡锦涛
第五代(总书记):习近平

九一三事件亦称林彪事件,是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引发毛泽东林彪关系恶化后,1971年9月13日前后发生的事件。据中共官方称,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林彪的司机杨枕纲,及机组人员潘景寅等共九人所乘飞机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首府温都尔汗附近的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苏布拉嘎盆地),机上人员全部死亡[1][2]

目录

事件背景[编辑]

主条目:九届二中全会

更多資料:1971年毛泽东南巡

九届二中全会上,因保护张春桥,毛泽东打倒了陈伯达,批评了黄吴李邱军委办事组,毛林开始分裂。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几乎可以肯定,林彪决定武力夺权是由他在庐山会议上的政治失败激起的,但促使他那时将计划付诸实施的原因可能是庐山会议后,毛發起的针对他的同党的毫不宽恕的运动。1970-1971年之交的秋天和冬天,林彪肯定已经明白,如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动,他就完了。」[3]

毛对林彪及其追随者的打压[编辑]

毛后来形容,他对付林彪及其追随者的策略为「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4]

抛石头

指铲除林彪的同盟。

  • 第三次庐山会议,周恩来私下告诉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应该向中央作检讨[5]
  • 1971年4月29日召开的讨论批陈整风运动进展情况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宗派主义和政治路线上的错误[6]
掺沙子

指选派忠诚毛的人参加由林彪的人控制的机构。

挖墙脚

指改组北京军区。

  • 1970年12月22日,召开华北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表面上批判陈伯达及其在华北地区的追随者,但实际上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撤换了北京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还有38军也被调离了北京地区。
毛南巡讲话对林彪集团的批评[编辑]

主条目:1971年毛泽东南巡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毛泽东到南方许多省、區做了一次短期巡视,接见河南湖廣兩江福建兩廣等地的党、军负责人。毛泽东谈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发言内容明确指向林彪,最后更明确提到林彪的名字,说道“这次,要保住林副主席,不做个人结论,但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们怎样对待这些人呢?”[8]另一方面,毛在他的谈话当中,批评了地方党委把他们的决定交送部队党委批准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修改了以前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上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9]

人物关系[编辑]

更多資料:五七一工程纪要

事件经过[编辑]

9月13日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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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所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是巴基斯坦作为还款的一部分交予中国的。1970年代初,巴基斯坦国内发生水灾,中国政府向巴基斯坦提供无息贷款,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三架巴基斯坦购买自英国的三叉戟飞机作为实物还贷交给中国。

1971年9月7日晚,林立衡对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说:叶群、林立果“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当时商定,林立衡在里面,刘吉纯在外面观察动静[10]

9月11日22时,林立果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私下几个人开会,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代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李伟信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11]

9月12日胡萍等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8架,其中256号专机当晚被指派送林立果去山海关。晚上8点多,林立果和刘沛丰乘飞机在山海关降落[12]。叶群为庆祝女儿林立衡订婚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晚8点电影放了一半,“林办”宋德金秘书接到海军方面的电话,说一架飞机要在山海关降落,问是不是“林办”的飞机[12]。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林彪的警卫秘书)来电称老虎(林立果)回来了。叶群下令刘吉纯坐车去接。22时,叶宣布他们一家在明早7点乘机飞到南方城市广州。林彪这时已在另一个楼裡的个人住处就寝并已服了安眠药。林立衡、刘吉纯得知出逃计划后按正规程序托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报告中共中央。林立衡跑去大院的警卫处要求派士兵保护她的父亲。[13]

据毛泽东医生李志绥描述:“汪东兴接到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时,我正在游泳池内整理我的器械装备。那是晚上十点多钟,这个电话是中央警卫副团长张宏由北戴河打来的,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讲,叶群和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外逃。”[14]

约23时,周恩来突然来电话问吴法宪「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吴对此十分茫然,一无所知,吴询问空军34师师长时念堂,方知三叉戟专机被师副参谋长胡萍未经吴许可调到山海关,吴问胡,胡解释是飞机改装后试飞,吴令胡把飞机立即飞回,后覆电周,周指示飞机飞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15][16]

23时30分。林立衡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张慢条斯理地对林立衡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当时杨森、张清林也在场)[12]

9月13日[编辑]

9月13日零时[17],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等人乘红旗轿车急速由北戴河驶往山海关机场。据吴法宪描述,周恩来又打电话告诉吴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林彪他们抵达山海关机场跑道时没有时间安放登机舷梯,所以三叉戟驾驶员放下绳梯。林彪仍然软弱无力,于是司机用肩扛,叶群用手将林拉上机。[13]

零时32分林彪等人所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2][18]。有人在雷达前看到“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至有中方歼击机的赤峰附近,吴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把飞机拦截回来。周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答复:“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15][19]

二时多以后,在三叉戟飞机快飞出过境后,周恩来电对吳法憲下令:“絕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飛機到北京來,你我都要掉腦袋。”紧接着周下令全国飞机一律禁飞[15]

接到苏联安德罗波夫的指令,全权负责林案现场调查的第一当事人,后来的苏联情报九局局长给出了专机飞出国境后的的飞行路线:飞机飞抵苏、蒙边境,距苏联赤塔50公里处,几乎是180度向南折回。它的油料不仅足够飞到赤塔,而且飞抵伊尔库茨克乌兰巴托都没有问题。雷达从飞机一起飞,就捕捉到目标,而且全程跟踪[20]

凌晨3时,飞机于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首府温都尔汗(东经111°15′、北纬47°42′)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苏布拉嘎盆地)处,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林彪的司机杨枕纲及机组人员共九名机上人員全部身亡[2]

3时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召开,通报了林彪乘飞机出走的情况,周恩来指出:“犯路线错误的头子没有一个好下场。”并提醒到会者:“飞机消失了,可能是真的坠毁了,也可能是耍阴谋,要注意他万一得逞后,在国外发表声明之类的东西。”随后周恩来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打电话说:“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2]

9月13日后[编辑]

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是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而破碎烧毁,机上并未发生搏斗。[21]北京政府只将苏联拣剩下殉难者尸体就地掩埋,而最重要的黑匣子至今没有向苏联索取[22]

据记者彼德·汉纳姆采访前苏联克格勃特工描述,特工从温都尔汗取回疑为林彪的头骨,结合林之前在苏联的病历,从枪伤、牙齿和肺上的钙化点印证死者就是林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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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
  3.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情况报告

1980年11月20日-次年1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特别法庭并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判定林彪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判定林彪等人有企图谋杀毛泽东等“反革命”罪行,对当时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在世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判刑。

中共官方认同林立衡有向中央告发的行为,但只一笔带过[2]

争议[编辑]

对李文普说法的争议[编辑]
  • 但据李文普描述:在开往山海关机场的林彪座驾上,“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李称他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便决心下车,大喊一声停车,司机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李立即开门下车,李转身朝58楼喊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李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李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24]李的说法成为中共官方各种出版物都引用的“证据”,并就此认定林彪为“主动叛逃”[25]
    • 李晨对此说法提出异议,“李文普一开始并没有揭发林彪在车里问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只是中央专案组将他单独关押,审讯时,他才迫于政治压力向纪登奎交代了这句‘关键性’的话,并改口说他的伤是林立果开枪打的。”“反正汽车里的人全死了,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一切都是‘死无对证’,连个‘旁证’都没有”[12]
  • 据林立衡描述:“很快,我听到距离很近的地方有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后来听说是萧奇明中队长在大队部门口的哨位上用手枪朝汽车后面开了一枪,另一枪是李文普在离58号楼大队部门口约三十米处从红旗车上下来时枪走了火,李文普也因此受了伤。作为外科医生,张清林当着8341部队卫生员的面亲自为李文普包扎了左臂伤口。”[12]
对死因的各种定论[编辑]
  • 周恩来派出的李耀文将军和杨德中为首的调查组,作出油少迫降,机腹着地,残油致燃的结论,这个结论成为中共官方结论[26]
  • 中方驻蒙古大使馆代办孙一先以及256号原副驾驶的认为:飞机在迫降时没有完全按照迫降要求耗光机翼油箱内的燃油,加上迫降时飞机弹跳,摩擦地面的火花引燃剩余燃油发生爆炸解体而致;机上人员大都在爆炸中昏迷,最后窒息而死[26]
    • 作家舒云对以上两种说法提出异议,认为三叉戟飞机机翼与机腹几乎在一个平面上。在野外不用起落架迫降,不可避免的要使机翼摩擦到地面,从而引燃机翼内的剩余燃油。当时的驾驶员潘景寅不可能不知道带油迫降是自寻死路[27]
  • 作家高文谦认为飞机到达苏联境内时突折返中国,而在蒙古上空因油箱爆炸引发大火,致机上全部人员死亡[28]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大使馆人员在带回的一张照片显示机翼上有一洞孔,引发导弹击落论。
    • 著名飞行员王海根据周恩来指示,成立专业班子论证林彪专机出事原因,认为如果导弹击落,则洞孔应当穿透,而所谓洞孔实际是呈单面炸开,而铝刺外翻,从这一点推断该洞孔并非导弹所致。洞孔是机翼中电路起火引起(油箱)爆炸[29]
    • 作家肖思科反复请教了弹道和导弹专家,他们都认为当时中国大陆导弹要把飞机打下来几乎不可能,因为当时装备的导弹还到不了200公里的射程,而中国离温都尔汗则有1100多公里[30]
    • 周恩来在广州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再说一遍,林彪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30]
对出走的其它解读[编辑]
  • 据林立果未婚妻张宁描述:“老董搞专案有一套经验。他在现场听了一个星期,居然得不到一点林彪策划‘谋杀毛主席’及‘叛逃’的证据。也清理不出林彪指挥四大将黄、吴、李、邱图谋‘政变’,‘另立中央’的蛛丝马迹。”[31]
  • 据《纽约时报》报道:“毛泽东告诉斯里兰卡和法国的外国外交官,林彪政变企图失败以后,准备逃往他国,并在飞机失事中摔死了。在客人们惊疑未定之中,毛告诉他们林要谋害的是他本人。”[32]
  • 据《亚洲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报道:“林彪在文革初期即对自己的处境有所担忧,并且秘密派人与台湾国民党方面联系,台湾方面对林的态度表示欢迎,但联系随后中断,此事与林彪倒台和出走的关系尚不清楚。”[註 1]
  • 叶剑英说:“以林彪在军事上的成功,如果不是在家庭这个看似盘根末节的政治上犯错误,就会顺利越过70年障碍,那么被清洗打倒的就是总理、我、向前等将帅,然后在主席逝世后……主席可以讲是以错破党,没有领袖魄力难做到。”[33]
对林彪本人参与夺权的争议[编辑]

林彪夺权斗争,除了不合时宜,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其如此脆弱的权力。尽管他身为国防部长,但他没有依靠解放军军兵种领导人的政治局盟友。根据1980-1981年审判林彪那些幸存的支持者时出示的证据,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做了什么坏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没有参与谋杀毛的任何阴谋活动[34]

事件影响[编辑]

九一三事件使得林彪派核心人物或死或被捕,实际上退出权力核心。江青为核心的四人帮逐渐得势。

毛泽东在事件后健康状况变差,疑心加重。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皆是怀疑对象,他定下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35],使江青等更加得势。而他对周恩来的疑心促使他批准邓小平复出,但邓小平复出后却倾向于周。

林彪之死后,林在政治局和军队里的盟友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解放军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职务被解除,并被捕接受审判,同时林立果的联合舰队的幸存者也被清除。十大元帅之一叶剑英主持改组后的中央军委[36]

注释[编辑]

  1. ^ 据一些文章描述,林彪在文革爆发后不久,从陶铸处获悉毛泽东对自己关于“政变”的讲话有所猜疑。林彪与陶铸在1966年末密派黄埔四期同学萧正仪赴香港,密晤居住香港的前国军华南补给区中将司令周游(同林、陶、萧三人一样,周也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并转交一秘函,林彪在函中倾诉自己“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蒋介石)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已往之错……”。该函由周游在1966年11月送交国防部特呈蒋经国。台湾方面对此做出了秘密回应,表示欢迎,但台北与林彪之间的联系随后中断。据陶希圣描述,林彪死讯传到台北时,蒋中正曾为此而落泪。(参见《听到林彪死的消息时,蒋介石曾经流泪》[1];郑义《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论国民党为什么败走台湾》[2]

参考文献[编辑]

  1. ^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ISBN 9787507315141。(1949-1976)章节“林彪事件”。
  2. ^ 2.0 2.1 2.2 2.3 2.4 《林彪出逃坠机身亡》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检索日期2009年11月2日[3]
  3.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5卷》,p3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 参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3-4期,p38;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p302
  5. ^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p349-350
  6. ^ 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p619-620;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p302;《中国的法律和政府》,p38
  7. ^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p226
  8. ^ 高英茂:《林彪事件》,p57-61
  9. ^ 高英茂:《林彪事件》,p64
  10. ^ 《北戴河林彪驻地警卫人员刘吉纯口述——林彪出逃前夜》丁丑,“林彪·军队·文革”网,913亲历者言专栏。
  11. ^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來源請求]
  12. ^ 12.0 12.1 12.2 12.3 12.4 《世纪风铃》李晨,237-250页《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254-255页。[4]
  13. ^ 13.0 13.1 揭开一个中国人之谜——林彪的最后日子及死亡
  14.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时报出版,ISBN 957-13-1434-X。章节“1956-1976年”,513页。
  15. ^ 15.0 15.1 15.2 《吴法宪回忆录》吴法宪,第二十四章“庐山会议没有完”。
  16. ^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的关键决策》曹英,中国共产党新闻网[5]
  17. ^ 林彪简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检索日期2009年11月2日[6]
  18. ^ 《那一夜惊心动魄——913事件追忆》康庭梓,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节目2005年7月17日[7]
  19. ^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东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4月,ISBN 7-80170-286-7
  20. ^ 凤凰卫视采访苏联情报九局局长[8]
  21. ^ 中国政治之谜---“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真相
  22. ^ 《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孙一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ISBN 7-5006-6516-4。“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许大使没有向蒙方提出索要。因为我方人员完全缺乏这方面知识,而国内来电中,也没有提到此项要求。”
  23. ^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96年1月31日。
  24. ^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李文普1998年12月接受采访,《中华儿女》1999年2月,ISSN 11-1404[9][10]
  25. ^ 《百年林彪》,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章节“为林彪元帅辩护”[11]
  26. ^ 26.0 26.1 《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孙一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大使馆二秘、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代办),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ISBN 7-5006-6516-4
  27. ^ 《再探林彪事件真相》舒云[12]
  28. ^晚年周恩来高文谦,明镜出版社,2003年4月,ISBN 1-932138-07-2。354-355頁[13]
  29. ^ 《王海上将:我的战斗生涯》王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2月,ISBN 978-7-5073-0727-6,章节“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14]
  30. ^ 30.0 30.1 《粉碎五大谣言 知情人反复查证披露林彪真正死因》、《林彪死因只一个》肖思科,《北京青年报》2001年9月11日[15][16]
  31. ^ 《自己写自己》张宁(林立果未婚妻),作家出版社,1998年11月,ISBN 7-5063-1503-3,章节“专案组查不出林彪的证据”[17][18]
  32. ^ 《纽约时报》1972年7月28日摘要栏。
  33. ^ 《叶剑英副主席接受中央两报一刊要参记者答问》,1978年8月18日。
  34. ^ 参见《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p117-125
  35. ^ 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來源請求]
  36.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5卷》,p33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延伸阅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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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新闻相关報導:

中国海军前第一政委李作鹏逝世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蒙古起草,中方未签字)
  • 《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ISBN 978-7-5065-3666-0
  • 《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赤男(肖思科)、明晓(高德明)等,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2月。
  • 《谋害毛泽东的黑色“太子”》明晓、赤男,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2月。
  • 《丁盛回忆录》丁盛(时广州军区司令)口述、金光整理,自印本,2001年2月。
  • 丁盛在该书中回忆了到广州军区以后几年间与林彪接触过的情况,否认广州南湖的工程是为林彪修的,否认广州军区知道“林彪南逃”。
  •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舒云,2006年8月,明镜出版社,ISBN 1-932138-42-0
  • 《“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評》丁凯文,2007年第3期《当代中国研究》。
  • 《百年林彪》,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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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网易新闻「陈光标慈善背后:获利惊人」

我在网易新闻客户端发现新闻:「陈光标慈善背后:获利惊人」,与你分享。

  一向奉行"高调行善"的陈光标今天(6月26日)再次"轻松"占据网络媒体的首页显要位置,"陈光标纽约慈善午宴不发钱 流浪汉现场抗议"、"陈光标在用什么心态解救纽约穷人"、"陈光标在纽约宴请穷人"等标题出现在新华网、人民网、凤凰网、网易等网站首页或app客户端。

  在大众的视野里,陈光标总是在堆满现金的慈善现场或在奔向慈善的路上,每次出场皆能引起一片哗然,满眼"人民币"是离不开的主题,不费吹灰之力,陈光标的惊人"善举"随后就会扎堆出现在电视、电台、网媒、纸媒上,最终其善举得以昭告天下。且不谈陈光标的钱从哪儿来,其高调行善收获的"曝光率",折算成各大媒体刊登新闻所在位置的广告价格之和,与其所支付的慈善成本对比可见,这些"善举"着实很抵。

  "高调行善"获得海量新闻报道 对应价值远超慈善成本

  以这次的美国纽约慈善之行为例,凤凰评论特约评论员刘雪松做了一个折算,按照陈光标计划"为1000名美国穷人及流浪汉提供免费午餐和300美元援助金"的成本核算,剔除免费午餐部分的开支(当天只有250人用餐),即便按兑现1000人来算,总共也就撒了30万美元(约186万元人民币)。这不过是美国以前一艘常规动力航母从起航到加速过程的燃油成本。

  如上文所述,此次186万元人民币的慈善部分成本,换来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且报道均占据各大网媒的首页显要位置。小编翻查刊登了陈光标新闻的新华网、凤凰网等网站的广告报价表,尝试把陈光标行善新闻所在位置与该位置所对应的广告价格作出粗略换算,看看"高调行善"能换来多少新闻价值?

  新华网首页第二屏小通栏广告,约10万元/天(来自新华网2014年广告报价),("陈光标美国行善新闻"在新华网6月26日首页第二屏要闻区)

  网易首页轮换图广告,约70万元,新闻频道轮换图,约59.5万元,(来自网易2014年广告报价),("陈光标美国行善新闻"在网易6月26日首页、新闻频道轮换图)

  仅仅这6家网站刊登新闻所对应位置的广告总值已经高达187.5万元,加上其他网站、报刊、电视台、电台的报道,其价值已经远远超过陈光标此次美国186万元的行善成 本未含免费午餐的开支)。

  此外,小编在百度中输入"陈光标"3个字,会出现约16,100,000个网页信息,得益于其高调行善,陈光标俨然已成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名人。

  慈善带来的得益无人知晓

  除了海量的新闻报道外,无法想象作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其远播的名声还给自己带来多少现实好处。但从《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的一篇报道可知,陈光标举办的活动,往往能邀请到不少鼎鼎有名的人物来撑场。

  资料显示,2006年10月29日,陈光标捐建的天岗湖乡农贸市场落成。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论坛"也在此召开,"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农村现场举办的新农村建设论坛"。

  "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副省长、省慈善总会会长、省政协副主席……参加了论坛。"陈光标还请来了中央电视台的某著名主持人。

  往前追溯,2005年11月,陈光标麾下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成立仅两年,无论是企业规模还是业界名声都不见经传,而他竟然得到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机会。

  一位知情者告知《南方人物周刊》,在汶川地震中,陈光标通过关系,获知了国家领导人即将到哪些地方视察,随即提前赶到,然后"偶遇"。在展露自己相关事迹后,他得到了不知实情的国家领导人表扬。

  "青海玉树地震,他又如法炮制,骗了国家领导人。"这位知情者说,他当时就在玉树。至于二人分道扬镳的原因,是陈的一些做法让他不齿。比如,通过金钱获得和前领导人家属合影的机会,然后四处炫耀。

  2010年9月27日,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陈光标也刻意表述这种与官员的交往:"我去甘肃舟曲救灾,捐了很多钱。后来他们省委书记、省长感谢我,亲自陪我吃饭,左边省委书记、右边省长……"

  那么,通过"暴力式"的高调慈善,这位"首善"得到什么呢?

  一篇报道写道:"陈光标得到了市长的亲自接见,市长拍了拍他的肩膀:"光标啊,南京城内的拆迁工作才刚刚拉开序幕,把这项任务交给你,全南京人都信得过。'他由此承担了南京市内80%以上的拆迁工作量……"

  2009年11月,在武汉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光标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差不多60%是因为做慈善结交的生意。"

  《中国经营报》报道,2010年9月18日,陈光标家乡的泗洪县化工厂整体资产拍卖,底价为2450万元,该项目为江苏黄埔副总陈景标(陈光标弟弟)竞购成功,价格为2020万元。

  这次拍卖,并非市场行为,"政府已提前打过招呼,因此现场虽有多人参与,但当时却只有陈景标一人举牌……从陈景标处转手的浙江某公司当时就在竞标现场,但一直没有举牌,而是等待陈景标竞得后再从其处购买。"

  "我的生意现在应接不暇,跟我长年做慈善有很大关系。做慈善有良好的信誉。我做慈善本来是想回报社会,而社会又给予我良性的回馈。"陈光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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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网易新闻客户端发现新闻:「官员曾因大喊令政策名字挨骂」,与你分享。

  原标题:令政策的平陆往事

  多年以后,当令政策面对纪检人员的审查,不知是否会想起,父亲带着尚未成年的自己回到故乡山西平陆的情景。

  当时,黄河水冲刷着沿岸的土地,熟透的枣子漫山遍野,孩子们大声朗读着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那是不久前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每个人讲起来都能活灵活现、备感亲切。

  或许,也是从那时起,令政策就该知道,故乡不是一个缺少故事的地方。

  这里走出过一位比孔子还早的圣人傅说,是唇齿相依、假虞灭虢、伯乐相马、按图索骥等十多个成语典故的发生地,也曾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见证了一个个血性男儿的决心和果敢。

  2014年的初夏,令政策也成为故事的主角。

  6月19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4天后,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已决定免去令政策的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有故事的土地,生长有故事的人家。以平陆为起点,令政策和他的家族,出走、回归、再离开,演绎属于他们的人生。

  洪阳村令狐往事

  尽管在洪阳村的日子寥寥无几,但对令政策而言,这里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

  数百年前,他的先辈们在这里落脚,安居乐业,繁衍生息。数百年后,当父亲带着他渡过黄河,踏上平陆,第一站也是此地。

  古地洪阳,位于平陆西南、黄河北岸,原属葛赵村。光绪《山西通志》提及的"洪阳渡"就位于此地,曾与茅津渡、太阳渡、南沟渡并称平陆四大官渡。

  如今的洪阳村,已是个新建的移民村。1957年,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建,黄河沿岸上千村庄陆续被淹。1959年,包括葛赵在内的周边村民搬迁到附近,形成了今天的洪阳村。

  村庄面积十六平方公里,1600余人,在当地算中等规模。村民主要靠种植枣树为生,洪阳的枣,在晋南一带已小有名气。

  村里有荆、谭、令狐三大姓氏,其中"令狐"因复姓颇为瞩目,甚至被误认为是"西域族裔"。

  实际情况是,令狐原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地名。《水经·冻水注》曾写到,"令狐即猗氏地",所指位置即运城境内的临猗县。

  令狐族谱记载,令狐氏原是周文王的儿子毕公高的后代。春秋时期,毕氏后人毕万屡立战功,晋献公将他封在魏地(今天芮城、平陆一带),并赏赐魏姓。若干年后,毕万后代魏颗又立战功,晋悼公封魏颗之子魏劼到令狐地,并将令狐姓赏赐于劼。

  令狐后人多好学,出了不少举人、进士,尤其到唐代,朝中为官者数人。唐末以后,家族逐渐衰落,到明朝只留下两户人家,一户居住在平陆县狐家凹,一户居住在临猗县王鉴村。

  洪阳令狐家,便是平陆县狐家凹一支的延续。尽管这一家族已有2600年的历史,但对洪阳人来说,有关他们的记忆,只能追溯至令狐益三一代。

  令狐益三,普通农人,种地、行医,因人品贵重、医术高超,在村民眼里德高望重。这家人有四子一女,小名分别新颖、新吉、吉祥、四祥和五经,听起来颇有诗书味道。

  四个儿子中,四祥大名令狐野,人如其名,个性最为突出。他就是令政策的父亲。

  同样行医,令狐野没有直接继承父亲的技艺,而是投奔远在西安的表姐,学习西医疗法。学成归来后,令狐野在村庄开药铺,设门诊,还学习西医模式,加入了挂号程序。

  只可惜,这种形式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只算新鲜,却不讨喜。

  不久之后,药铺倒闭,令狐野前往平陆茅津、芮城等地再次尝试,效果都不尽人意。上世纪30年代,在一位同乡的指点下,他前往延安参加革命,就此挥别家乡。

  延安来的"十三级干部"

  上世纪60年代初,当令狐野再回到平陆,已是让同乡敬仰的"十三级干部"。

  按照当时我国公务员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十三级"以上就是高干,对应到部队为副师级,对应到地方为副厅级。

  一个开药铺小伙,如何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平陆令狐家族一位知情人士介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缺医少药,身在延安的令狐野找到了施展自己的平台,一步步被提拔了起来。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核心机关以及红军总部从陕北保安迁到延安后,傅连暲受命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任院长。红军改编后,中央苏维埃医院改称陕甘宁边区医院。

  据《陕西省志·卫生志》记载,1938年11月,边区医院迁至东二十里铺,调欧阳竞为院长,翁祥初为协理员,令孤野为医务科长,魏明中、汪石坚(锡曾)为医生。在此前后,由汪东兴、丁钱辉任协理员。

  1939年四五月间,因河防吃紧和敌机袭击,边区医院决定迁往安塞。身为医务科长的令狐野,直接参与并负责安塞新址的修建。

  医院在安塞开办后,令孤野继续担任医务科长。欧阳竞继续担任院长,副院长为高明,协理员翁祥初,边府特派员赵国根。

  1939年12月,由边区政府领导的延安保健药社改为卫生材料厂,专制各种丸散膏丹代替西药,供给各院各卫生所急需。李常春兼任厂长,令孤野担任副厂长。

  1941年5月,光华制药厂与边区卫生材料厂合并。边区政府重新任命梁金生任厂长,令孤野、劳东为副厂长。

  此后,令狐野一直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有消息称,他还在公安部工作,还曾担任过华清干部疗养所所长。

  在外打拼30多年,令狐野算是告老还乡。只是这一次,他没有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洪阳,而是住在距离村庄十多公里的常乐镇上。

  其中缘由,还得从他的婚姻说起。

  令狐野前后有过两任妻子。第一任与他同乡,女方略为年长,家境殷实,还资助过令狐野读书。两人婚后育有一女,小名爱女。第二任在延安认识,对方也是边区的一名医护人员,两人育有四子一女。

  这两段婚姻,让他的家庭关系比较微妙。一位与爱女熟悉的洪阳村民透露,令狐野在延安时,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大女儿曾去看望父亲,相处很不愉快。而他的第一任妻子,28岁时丈夫就不在身边,一直伺候公婆。

  因此,这种情况下,退休后的令狐野就算想住回洪阳,大女儿爱女也不会同意。而另一种说法是,洪阳当时正处于移民重建期,条件简陋,令狐野自己不愿再回到村里。

  少年政策初长成

  无论如何,平陆县西南30多公里的常乐镇后村,令狐野终究安了家。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在延安结识的第二任妻子以及之后所生的五个孩子。

  那时的他,一定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五个孩子会因为自己的名字备受关注。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7年10月,时任党的十七大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向媒体透露,父亲当年特别喜欢看报纸,他们出生时,父亲就地取材,在报纸上找一些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如路线、政策、方针等为他们取名,这就是他们兄妹五人姓名的由来。

  令政策,1952年生,是令狐野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孩子。如果不算同父异母的姐姐,他在家中排行第二,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以及两个弟弟。

  在一些常乐人记忆中,少年时的政策并不出挑。他总是穿一件军绿色的衣服,又黑又瘦。1965年到1968年,令政策在常乐中学念书,学习属于中上,爱看书,文科尤其作文比较好,理科差一些。

  初中三年,令政策还是班里的宣传委员。据他的一位同学介绍,他们的班干部都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最能说明一个人在同学心中的地位。

  1966年10月,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令政策作为班上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跟着县里另外十多个孩子一同去了北京。这个名额,也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

  只是那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话不多,出身很好的干部子弟在想什么。他很稳重,不轻易袒露自己的内心,也不会把远大志向挂在嘴边。

  相比之下,参过军,又当过电影放映员的大哥令方针反倒让大家印象深刻。在常乐人的眼中,那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年轻人,毛主席语录歌张口就来,走到哪儿,都能把气氛搞得火热。

  数年之后,长子令方针在一次意外中丧生。失去大哥的令政策,以长兄的角色,肩负着一个家族的使命。

  关于令政策毕业后的去向,一些老乡的记忆和公开的简历略有一点出入。

  公开资料显示,1968年10月至1971年7月,令政策在平陆县常乐公社医院、国营硫磺矿厂工作;1971年7月至1982年2月,他在运城地委机要办公室、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工作。

  但据几位和他共事,以及给他办过人事调动的平陆老乡回忆,令政策是先去硫磺矿厂,再到常乐公社医院,然后直接调到省里。

  1968年,令政策初中毕业,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这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年仅16岁的他也轰轰烈烈,去了离家80多公里外的国营硫磺矿厂。

  这个国营硫磺矿厂,在平陆曹川一带的深山中。据一位和政策同批进入该厂的老乡描述,厂里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特别是空气,常常呛得人喘不上气。

  在厂里,令政策被分到了磺炉,干的都是体力活。同事们都觉得政策就是个孩子,很普通,在当年那批惹眼的年轻人中根本排不上号。没过多久,令政策就离开了硫磺矿厂,在常乐公社医院给病人抓药。他还是保持着一贯的质朴低调,一直到1971年离开。曾在平陆县人事局工作过赵姓工作人员回忆,当年省里要抽调一名机要员,县里的领导班子还为此专门开会研究。经过讨论,读过书,家庭成分好、各方面比较优秀的令政策脱颖而出,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1971年7月,常乐公社医院为了欢送这个即将去省城的年轻人,特别合影留念。在那张33年前的老照片上,19岁的令政策穿着白色背心,坐在前排中间,表情青涩懵懂。

  正统到有些难以接近

  令政策离开平陆县后,住在常乐镇上的令狐一家,还在这里继续停留了十年。对于这个"吃皇粮"的干部家庭,镇上的人都充满好奇。

  那时的令狐野,还是被大家叫做"狐野"——平陆县姓令狐的人,都是习惯性地省去"令"字,不了解情况的人,常常会误以为对方姓"胡"。

  那时的狐野家,住在常乐镇后村西北方向。他们请人打了一个延安式的窑洞,12个门洞,大门在中间,两边只有窗,走进屋里可以向两边贯通,这样的房子,在当年的平陆并不多见。

  那时的这家人,孩子多,经济条件也不错,买东西总是一大包、一整筐地往回搬,让乡亲们甚是羡慕。不过,他们家用的东西、穿的衣服都很普通。孩子们穿件带补丁的衣服出门,也显得很正常。

  对于令狐野,人们对他最多的评价是,耿直、正派,就是性格火爆,是个典型的"老革命"。

  每年春节前后,县里、镇上,都会有领导上门慰问,自然免不了拎一些水果、罐头之类的东西。每到这时,令狐野就会发顿脾气,让人家赶紧拿回去。

  他跟镇上的人走得并不算很近。偶尔聊天,令狐野也是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孩子就应该多吃苦,吃粗粮、穿旧衣服、不要讲究,不能乱花钱。

  有一年清明,令狐野带家人回村里扫墓,中午在老乡家吃饭。当时他们自带了馒头和蔬菜,意思是不让老乡破费。

  严肃、正统,甚至有些难以接近,这是当年人们对令狐野一家的普遍印象。很多年后,这种感觉在令狐野的孩子身上,有了变本加厉的体现。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令政策先后在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委机要局、山西省粮食厅、山西省发改委等单位担任领导。这期间,自然会有不少乡亲找上门,希望打声招呼,办点事情。

  只是在平陆,这类希望几乎没有实现过。

  曾经一位平陆副县长去太原找令政策,因为在楼下大喊政策的名字,事没办成,还当场挨了顿臭骂。

  两位常乐中学老同学也去太原找过政策,连办公室都没进去。他们在楼道和令政策碰了面,事情还没说出口,赶着开会的政策就匆匆告辞。

  还有一位洪阳老乡,带着孩子去太原看病。昂贵的医疗费让他们束手无策,希望找政策想想办法,同样吃了闭门羹。

  就连他的电话,也不能随便打。曾经有老乡辗转跟别人要到号码拨过去,没想到政策大为恼火,之后还追查号码到底是谁给的。

  不仅政策,令狐家的几个孩子也是如此。平陆人都知道,令政策的妹妹令狐路线在运城的大医院当领导,可别说同乡,就算是本家亲戚,去运城看病也托不上这层关系。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也难免让平陆人有些怨言。人们都说,平陆出了大人物,可没有跟着沾一点光。

  平陆的现状似乎也在印证这种抱怨。

  这座位于秦晋豫黄河金三角地带的县城,至今没有摘掉国家贫困县的帽子。县城除了新修的几条马路,大多建筑设施都显得很陈旧。

  "平陆不平沟三千"——因为地处山区,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偏远一些的村庄更显贫困,不少人家还住在简陋的土坯房。

  渐行渐远的故乡

  或许是理念不同,让令狐野一家人与平陆渐行渐远,又若即若离。

  上世纪80年代前后,运城地区为老干部令狐野安排了疗养和住所。令狐家在常乐镇上的延安式窑洞,也以将近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同村一户姓贾的人家。

  自那以后,平陆对令狐野和他的孩子们来说,再没有家的意味。洪阳村的人说,早些年,还能碰到这家人回来扫墓,后来就见不到了。

  前几年,村里一条一米多宽的小路浇上了柏油,因为这条路经过令家祖坟,大家都以为是令家人修的。后来才知道,修路是村里另一户发展比较好的人家操办的。

  2009年,令狐野与前妻所生的大女儿爱女因病去世。遗憾的是,爱女与父亲的关系到最后都没有修复。她的子女对外公也相当陌生,即使小心提起,也会得到"和我们没有关系"的淡漠回应。

  如今,年过百岁的令狐野,一直住在运城。平陆的亲戚朋友说,他们曾想去看看老爷子,但都被婉言谢绝,索性不常和这家人走动了。

  只是,当令家的孩子一个个走向人生巅峰,这个山西南部的小县城仍然会被经常提起。

  不少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走进令家人住过的院子,寻找令家先辈所埋的地方,感慨风水有多么好。

  也是那段时期,令家人也会偶尔回来。他们会带着第三代的孩子,走进这个曾经居住多年农家小院。原来的延安式窑洞几乎被填平,房子的新主人在另一侧盖了新的砖房、种了杏树,令家人走走看看,若有所思。

  作为老同学,高海(化名)最近两次见到令政策,分别是在2011年和2012年。

  2011年那次,他们在常乐镇街头偶遇。彼时,已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令政策回乡扫墓,在镇上吃了一碗凉粉,刚刚起身,就被眼尖的高海认出。

  两人一同走回了母校常乐中学。校园里,最气派的建筑就是一幢5层高的教学楼,是2001年才建起来的。

  常乐中学的老师们说,在那之前,学校的教室都是平房,想盖楼房却一直缺钱。后来省里有个专门资助农村学校建设的款项,为了拿到这个名额,学校派人去太原找过令政策。

  令政策没有当面承诺什么,但100多万的拨款最后还是拿到了。因此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教学楼还是有令政策的功劳。

  令政策似乎并不想和家乡牵扯太多。每次回到平陆,他都行色匆匆,亲戚、老师、同学很少去看。平时同学们电话找他,也没几次能打通。大家小心翼翼地猜测,"政策可能是怕咱们找他办事,会比较为难吧"。

  不过,2012年"五一"假期,和大家少有联系的令政策一反常态,参加了初中同学聚会。就像40多年前当班干部一样,作为代表的令政策被推到台上发言,他用"三个感慨"、"三个感谢"表达了心情,言语里透着真情,又不失领导风范。

  那也是令政策跟同学们难得亲近的一次。参加那场聚会的多位老师和同学回忆,聚会时,令政策给每人都送了一台平板电脑,还跟大家保证,以后找他可以发短信,一定会回复。

  大家后来问了一下,这台平板电脑市场价大概一千多元。

  只是,很多人的短信可能还没来得及发出,令政策的命运就急转直下。

  2014年6月19日,中央纪委公布消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4天后,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已决定免去令政策的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此时,黄河北岸,平陆洪阳村令家祖坟前长满杂草,在夕阳下稍显寂寥。